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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

2023 , Vol. 1 >Issue 1: 51 - 60

DOI: https://doi.org/10.20125/j.2097-2245.202301005

Theoretical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of Neuroscience in Human Geography

  • WANG Min , 1, 2 ,
  • ZHU Hong , 3, 4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Centre for Asian Geography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4.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31

  Revised date: 2023-04-12

  Online published: 2023-06-25

Fold

Abstract

Neuroscience places the human body, emotion, and "irrationality" in a position of subjectivity. In particular, "critical neuroscience" has led to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neuroscientific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o the studi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erms of human geography, neuroscience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explain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with the "neutral turn" in human geography.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neurogeography is put into practice in various research topics, in the process forming new research paradigms. Based on embodied geography and non-representation theory, the article firstly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urogeography from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n three categories of case studies: spatial perception, emotional geography,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are introduced to demonstrate current attempts of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between human geography and neuroscienc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is to identify the possibilities and potential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of human geography and neuroscience, with a view to pointing to new explorations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on the "neural turn" in human geography.

Key words： neuroscience; human geography; neural turn; embodied geography;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Cite this article

WANG Min , ZHU Hong .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of Neuroscience in Human Geography[J]. 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3 , 1(1) : 51 -60 . DOI: 10.20125/j.2097-2245.202301005

1 人文地理学的“神经转向”

20世纪6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对地理学“计量革命”的反对思潮，要求将人作为主体回归到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内容。自此开始引起地理学对人的意识活动、内在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关注，要求回归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空间关系研究之中［1］。其中，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一方面以现象学为哲学基础，探讨人的内心世界与空间、地方之间产生的认知情感联系。另一方面，以行为科学与心理学为基础，通过人的时空间行为过程，探讨现象环境与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2］。由此，人文地理学研究愈来愈突出人的主体性，不同个体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3］。
在人文学科中，人的主体性研究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不同的哲学思潮对于人的意识活动提供了不同的解释。随着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从生物角度去理解人的意识活动成为现代研究的焦点，神经科学以人的神经系统为主体，强调人的身体、情感、“非理性”的主体性地位，致力于理解其结构、功能和工作机理，以及对行为实践和获得心智的能力的影响［4］。神经科学的发展将人的意识研究推向更为科学化的、生物性的研究范式。这不仅逐步被科学界所承认和接受，还受到了大众的认可［5］。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引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社会现象，通过建立“心理图式”和“行为范式”解释社会行动的逻辑，以丰富社会学理论［6］。
随着神经科学影响力的增大，神经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日益增加，但学科交叉研究也意味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构。在认识论上，神经科学不仅为人文社科解释人类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路径，人文社科也批判神经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形成“批判神经科学”的认识论。在发展之初，神经科学以科学主义与本质主义为哲学基础，即强调知识的统一性［7］，特别是“还原论”为核心的思潮指导着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即强调人所有的认知活动最终都可以归因于特定的神经机制，人的心智完全是以生理活动作为基础的，并且能够从中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规律［8］。但随着神经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研究的推进，不少研究成果都开始质疑“还原论”和本质主义的取向，认为过去以实验室为基础的神经科学研究忽视了社会情境的多样性，这些批判的声音推动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批判神经科学”的流派（critical neuroscience）。首先，它强调人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存在联系，但难以明确其因果关系，人的心理活动不仅受到身体生理层面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其所处于情境的影响［9］；其次，认为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只有大脑，而应将大脑置于不同的身体，再将身体置于不同的环境中理解，即神经科学是面向“大脑-身体-环境”（brain-body-environment）的复杂系统的研究［10］，大脑产生的意识以及人心智的发展都不是独立完成的，而是必然在特定的环境中实现，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11］。在方法论上，批判神经科学反对本质主义的思想，一方面认为实验室环境与真实情境存在巨大差异，实验结果受实验情境影响，另一方面认为实验者作为这一空间的权威也会对实验参与者带来压力［12］，因此研究手段也重视适用于真实环境的设备，如可穿戴式的仪器等［13］。在研究方法上更重视采用定性、定量相混合的方法，将神经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更全面地解释人的神经机制及其引发的行为特征和社会活动［14］。
批判神经科学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参与到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神经科学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空间［15］，社会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日益紧密也衍生了许多新的子学科，诸如神经经济学［16］、神经管理学［17］、神经营销学［18］、神经人类学［19］和神经美学［20］等。在人文地理学中亦开始有学者将神经科学运用到解释“人-地”互动关系之中，形成人文地理学的“神经转向”［21-22］。这不仅是将神经科学技术引入到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之中，也正在推动新兴的人文地理学思潮，形成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2 神经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人文地理学的“神经转向”将大脑等神经中枢作为研究核心对象，进一步强化了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关注。身体地理学所强调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范式以及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 theory）对身体实践的关注为人文地理学与神经科学学科交叉搭建了理论对话的桥梁，而神经科学在实证层面能够为抽象理论的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2.1 具身地理学

随着对“身心”关系理解的哲学转变，人类认知的研究逐渐从“离身的”（disembodied）认知转向“具身的”（embodied）范式。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认为人拥有脱离身体的纯粹心智［23］，“身体”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往往处于“缺位”的状态。学者都认为人的认知是来源于“心灵”的感悟，而身体则被纳入生物学研究的范畴［24］，在这种认识背景下，人的意识被理解为“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即人的认知过程是一套符号联结、加工和表征的程序，人的语言表达和行为习惯都是有着一套“心理语法”［25-26］。由此在关注社会现象时更多是从“表征主义”的视角探讨，强调文化作为一种运用符号表征的系统，以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图式［27］。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身体特征的差异以及身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活动，人类的社会文化系统与身体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呼吁打破身心二元对立，以“身心一元”的视角理解人的认知活动［28］，由此关于人的认知转向“具身性”，主张身体与心灵的不可割裂性。一方面，认知内容和属性取决于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意识的产生根植于环境，意识、身体和环境融为一体［29］，心智的本质是基于身体的，人类抽象的思维源于身体的感觉而非隐喻符号的加工［30］。自20世纪70年代的“身体转向”以来，人文地理学逐渐转向对物质的关注，将“具身认知”置于人文地理学问题中进行讨论，受到跨学科理论的启示，身体的空间性，以及生活在空间和地方的情感和行为等方面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31］。
具身地理学将“身体”视为人与空间互动的中介，其不仅强调身体在空间的“在场”，同时也重塑了关于人的空间认知的理解，这与批判神经科学提出的“大脑-身体-环境”的分析框架相契合。具身地理学认为人们对空间的认知是建立在身体的机制之上的，特别是微观的、瞬时的变化往往难以被人所察觉［32］，而这种微观的过程往往发生于日常生活之中，塑造起身体的“栖居的空间”（inhabiting space）。当身体在不断重复个体所熟知的动作和行为时，个体会感到归属感，形成身体的“惯习”；当外部环境使得身体进行着不熟悉的或者发生冲突的行为时，会产生不安的空间感，留下深刻的记忆和激发起波动的情感，人就是根据这种对空间熟悉与不熟悉的冲突与协商，完成对空间的认知［33］。不同个体有着不同的身体的“栖居空间”，这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对空间与地方认知的差异，产生差异化的空间实践，进而在其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差异化的权力［34］。由此，具身地理学并不是将空间认知还原为特定的身体机制，而基于具身认知的差异性分析未能被话语、文本或景观所表征的地理差异，这与非表征理论有着相似的认识论。

2.2 非表征理论

非表征理论是20世纪末在人文地理学中兴起的理论流派，其提出的目的是批判新文化地理学过于强调文本、符号的意义及其联系，反对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人文地理研究要回归到真实的“地理世界”，重新反思日常生活中瞬时的、微观的实践［35］、身体与环境偶然性邂逅及其情感体验［36］和物质、非人类和后人类等多种生命形式的主体性［37］，同时也强调从文本、语言、符号和话语分析的方法转向对非文本的、展演性的（performance）、多种混合的方法［38］。
从“神经转向”的角度看，非表征理论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关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认识论上，非表征理论强调关注人的实践（practice）过程，其认为人始终处于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变化的“湍流”（outflows）之中，与其各种各样的人类、非人类和物质发生邂逅（encounter），许多微观的、快速发生的过程往往不被人所意识到，在人产生明确认识之前大脑和身体已经做出响应，这使得“无意识”（unconscious）状态占据人大部分的认知，人只能对极少部分的意识有明确认知［39］。无意识包括内隐知识和自动化加工过程，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并储存于记忆之中，在特定的刺激下会被激活使得人的思维和行为发生自动化的响应，但这个过程往往是难以被意识到的［40］。因此，非表征理论为了去关注这些“无意识”的过程，强调要观察和刻画当下人的身体的“展示”（showing）、“展演”（performance）和“表现”（manifestations）［41］，这就需要借助神经科学的方法技术进行捕捉。Thrift引用神经科学的成果来表明非表征理论的正确性，比如Libet的关于“意识的时间”的实验，这一实验表明在人的心理活动与大脑活动之间有时间上的延迟，这一过程就是“无意识”产生的过程，它不被人们所察觉，但能够影响人的行为［42］，Gray也发现了大脑会预先为行为做好准备，通过为特定的行为提供经验使其能够在人产生认知前完成［43］。
在方法论上，非表征理论并不强调使用某种方法，而是注重对于“正在发生”（taking place）的过程进行深入剖析，而不强调已经发生的结果［44］。对于人的意识活动而言，神经科学技术有助于观察人的意识发生的过程，特别是捕捉不为人所察觉的无意识过程，但其不是简单建立起生理指标与空间环境的单向的、线性的关系，而是将其视为理解“主观世界”的方式，通过“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意识-身体-环境”（mind-body-environment）的复杂关系［21］。

3 神经地理学的研究案例

从神经机制的发生过程来看，人与空间的关系首先发生于身体与空间物质或非物质要素的邂逅之中，继而由一系列感官到中枢神经产生有意识的认知或者无意识的情感和记忆等，这又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轨迹，并反作用于地理环境。因此，在人文地理学“神经转向”的研究中往往从“空间感知”“情感体验”和“行为实践”3个方面进行探讨（图1）。
图1 神经地理学研究框架

Fig.1 A framework for neural geography research

3.1 空间感知

3.1.1 文化遗产保护——以广州市华侨新村、红专厂为例

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自上而下保护政策实施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关注遗产空间在当代的塑造如何影响人们的空间感知。不同于政府与专家，公众对遗产历史意义的理解是建立在其空间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身体与遗产物质的邂逅产生感觉、认知和情感，从而建构起遗产意义［45］。而基于体验产生的意义往往与当地政府所期望的政治意义或遗产原本的历史意义不相一致［46］，而深受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身份和信仰乃至审美偏好的影响［47］，这也使得当代遗产话语变得多样化［48］。Smith［49］认为遗产的意义产生于人们参与的过程（process of engagement）和创造意义的行动（act of making meaning），因而在遗产资源的保护与活化中如何理解人们的体验过程尤为重要。
（1）游客体验视角：以广州市红专厂为例［50］
广州市红专厂曾是广州鹰金钱食品厂，经改造发展为红专厂创意产业园区，成为工业遗产旅游地。旅游是一种视觉体验运动，在工业遗产作为转型期新型视觉景观的背景下，有必要从微观尺度考虑其游客的旅游地感知机制。微观尺度下，旅游视觉景观如何被建构，游客如何视觉感知这些景观，以及游客对不同景观空间的感知差异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该研究以红专厂为案例地，利用自助摄影、照片评定和眼动轨迹追踪等方法对游客的空间感知进行分析，以探讨工业遗产视觉空间的文化意义如何被塑造、传达和感知。
通过注视频率、注视平均时长和注视时间比重等眼动追踪指标，研究发现游客对工业遗产地的工业和艺术两种不同类型视觉空间的感知强度存在差异，对红专厂艺术创意景观的感知显著强于工业文化景观。这反映出工业文化在游客意象中的缺失，工业遗产空间系统中最根本的工业文化被掩盖在空间再生产之下，而更具大众性与普适性的艺术创意、休憩娱乐等衍生元素在视觉的塑造、编码和转述之下干扰了旅游主体的主观感知模式的建构。因而，在旧厂改造为工业遗产旅游地的过程中，应重视工业文化符号的价值保护，适当加强其工业文明的记忆空间功能。
（2）居民体验视角：以广州市华侨新村为例［51］
华侨新村是位于广州的华侨聚居社区。为吸引华侨归国投资建设，广州在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了一批花园别墅，华侨将西方文化带到中国，在这里建设了各种餐厅、酒吧和小型办公室。改革开放后，华侨新村的华侨大多搬离，但为保护具有华侨符号特色的建筑，华侨新村被列为广州市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该研究采用了照片评定、眼动实验和访谈等方法，从视觉分析的视角去探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对华侨新村景观的感知，以期提供对华侨新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非居民的视觉焦点更多在“别墅区”“酒吧街”和“时尚地”等景观，他们更追求华侨新村建筑带来的“消费主义”风格和关于“富人区”的想象；而地方居民则更聚焦于华侨新村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物质，比如他们对于“绿色房顶”的集体记忆，这些景观承载着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历史文化街区中真正需要保护的。华侨新村是一个“活态”的博物馆，至今仍然保留着居住功能，其日常生活的改变，引起了华侨新村物质建筑意义的变迁；在物质保护的基础上，通过“活态”的方式鼓励人们关注和传承华侨文化，让归侨文化的物质意义“回归”，才是真正实现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1.2 城市更新——以广州市永庆坊为例［52］

城市更新成为当前老旧城区改造和再生的重要方式，带来地方、空间和景观意义的重塑，进而影响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随着公众参与成为推动城市更新的重要方式，挖掘居民对于社区保护与更新中内隐的感知态度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空间的改造效果。对此，该研究以广州市永庆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隐联想测验方法，探知研究主体内隐的感知态度，探讨改造前后社区居民及其相关主体的社区感知态度差异，以期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提升社区规划效率。
根据内隐联想测验的结果，参与者的内隐态度中并未表现出对社区改造的抵触情绪，也不认为其所依赖的社区受到城市更新的过大破坏，对永庆坊的物质上的改造是认可的。在对社区连贯性和积极性的内隐测验中，通过对照片和属性词的相容程度的判断，发现参与者所表达出的对永庆坊改造后空间变化的连贯性和积极性并无太大差异。这样的结果与此次城市再开发的过程中空间各主体的地位较为协调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本次城市再开发并未对原有的地方文化造成较为重大的破坏。研究关注社区改造过程中微观个体的社区感知，有助于为人性化的社区更新提供客观数据验证。

3.1.3 城市规划与设计——以穗港澳地区的族裔景观为例［53］

族裔景观指被族裔群体接纳为自己的或者是被认为属于其他人的文化景观，不同文化群体对其理解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化解读进一步影响城市规划与设计师对族裔空间的保护、改造和更新。穗港澳地区中，广州自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而香港、澳门则是经历了漫长的多元文化融合进程的前殖民地区，三地形成了大量的族裔景观，而其历史发展差异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体验。该研究采用眼动追踪方法探究中国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居住地居民在观察穗港澳地区族裔景观时的视觉关注差异，以探究文化背景如何影响族裔景观感知。
注视频率、注视时间和瞳孔大小变化等眼动追踪指标的测量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参与者在视觉注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参与者对不同地区拍摄的族裔景观照片的认知负荷也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这种认知负荷的差异在该研究中并没有与景观识别结果相关联，而视觉注意、参与者居住地和族裔景观所在地与参与者景观识别具有显著联系。由于个体居住地带来的不同文化体验，不同地区参与者表现出对族裔景观不同的偏好。对应到具体案例，香港、澳门地区的参与者相比大陆地区参与者，对城市族裔景观认知负荷更低，更容易理解城市内的族裔景观。这一发现与当今城市规划者试图从视觉注意研究中获取更大价值进而指导城市建设的预期相符，有助于为塑造多元化城市提供见解。

3.2 情感地理

3.2.1 节庆活动与情感空间——以汕头市“拖神”为例［54］

传统节庆活动不仅是地方认同和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场合，也是社会价值观、实践和协商的体现。在节庆现场中，展演者通过身体演绎和生产地方认知，观众通过身体感受体验节庆景观。因而，身体是人与地方环境的重要媒介，节庆活动中丰富的身体感观和情绪流动值得被关注。该研究以汕头市澄海区上社村的传统节庆“拖神”为例，利用眼动实验，研究观众对“拖神”活动的情感体验和身体空间感知，以理解身体如何在节庆展演中被实践为联结社会关系、人地关系的纽带。
通过对参与者观察“拖神”活动的相关图片和视频时的瞳孔变化分析（图2），研究发现，没现场参与过“拖神”活动的参与者情绪起伏较大，难以理解和融入“拖神”文化；现场参与过的观众参与者对“拖神”文化已有一定的了解，其情绪变化程度较小，但总的情绪体验程度和情感唤醒维度都更大，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和身体感受。而“拖神”展演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方意义，它不需要改变展演空间的性质和功能以满足“他者”需求，而是更加注重面向内部的社会关系。如节庆中的声音效果能够激发参与者与地方特定展演节奏的对话，这需要观看者具有对于当地文化和身体参与的历史背景。通过分享、谈判和冲突等过程，地方居民界定了“局内”和“局外”的边界，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图2 实验观看活动视频的瞳孔直径平均值变化对比图［54］

Fig.2 Comparison graph of the mean change in pupil diameter for viewing the activity video［54］

3.2.2 情感体验与教育空间——地理野外实习案例［55］

情感是教育地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学校等教育场所当中，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都营造起各种情感氛围。在教学场景丰富的地理教育中，野外实习作为重要教学场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然有更强烈的情感体验。相比于实地课堂，野外实践有更高、更不确定、更复杂的风险，促使许多高校使用远程、虚拟的方式开展野外实习，但虚拟方式能否真正替代实地的野外实践仍有待考量。该研究以中国南方某高校的地理野外实践课程为研究案例，旨在通过眼动实验的方法，去挖掘野外实习中学生产生情感体验的证据，以此表明真实野外环境作为教育空间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眼动实验的结果显示，参与过野外实习的学生视觉信息处理速度更快，且表现为更强烈的情感反应，未参与过野外实习的学生相反，这在具身层面印证了情感能够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强化对地理知识的认知。参与过野外实践的学生有更加强烈的情感反应，原因在于他们在观看照片时不仅看到的视觉元素，还回忆和联想在野外实践中的难忘经历。地理环境的特征并不只是一系列联结的符号或文本，以身体为载体的知识建构反而让学生更加感受到知识的真实感，能够调动更多的感官去描述知识。因而，对于高等地理教育中野外实习课程的评价应尤其注重情感在促进知识生成的作用。

3.2.3 情感空间化与城中村改造——以广州市萝峰村为例

为了解决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中出现的居民与管理者、开发商的问题与冲突，公众参与被引入城市更新的决策过程中，且影响程度逐步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开发商通过建造改造展示中心等公众参与空间，引导居民积极参与改造拆迁的过程。而居民对改造地的情感体验如何通过公众参与空间被建构成为关键问题。该研究以广州市萝峰村的旧村改造展示中心为案例地，结合自助摄影、眼动实验等视觉研究手段与传统的访谈方法，对展示中心的空间情感意义进行解译与诠释，探讨居民对公众参与空间的情感构建过程。
从眼动实验结果中发现，萝峰村居民对旧村改造展示中心的相关图片中休憩协商空间和回迁样板房图片的视觉关注程度最高。休憩协商的空间是居民与开发商进行利益博弈的重要空间，居民在这里有着丰富的地方实践经验，而回迁样板房则满足居民对“家”的想象，激发居民的情感体验。旧村改造展示中心通过自身物质环境的营造和居民在其中的身体实践，实现了居民的情感再生产，从公众参与空间变成了承载着居民对家与社区情感的地方。从而，在公众参与的城市改造进程中，增强居民对公众参与空间的情感体验，更有利于营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取得理想的改造效果。

3.3 行为实践

3.3.1 纪念场所旅游与地方意义重构——以广州市农讲所为例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简称：农讲所）作为纪念性旅游场所，向游客展示近代革命时期在农讲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农民运动讲习的还原场景及其相关历史文物，原有的庭院和园林景观也被保留下来作为对外开放的公共空间。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农讲所被周边的城市高楼所包围，但其作为低密度的休憩空间成为了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散步的空间，因而教育与日常休闲功能交叠。该研究以农讲所为例，通过眼动数据，从游客在纪念旅游场所的视觉生产和体验过程，探讨纪念场所的意义如何发生重构。
眼动数据表明，去过和没去过农讲所的参与者在注视点个数、注视时长等方面呈现明显差异性。没去过农讲所的参与者更加关注空间景观的全方位探索，而去过农讲所的参与者更加关注其所感兴趣的景观。同时，对于没去过农讲所的参与者，休闲类景观比教育类景观承载的视觉信息更少，参与者的认知负荷较小，视觉加工速率更快，表现出对休闲景观更强烈的视觉兴趣，反映出纪念场所旅游的教育功能与休闲功能逐渐模糊化。农讲所意义的重构并不是依赖于纪念物或事件本身传递给游客的认知和体验，而是在纪念空间与游客身体的相互作用中动态形成的。

3.3.2 创新空间生产与地方营建——以广州市城中村为例

近年来，广州市将扶持创新创业与旧村改造工作结合，盘活城中村存量资源，吸引大量初创企业和青年创客入驻城中村，形成了新型的城市更新模式和创新空间。但相较于传统的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城中村为载体的创新空间缺乏创新氛围的地方根植性，且内部的创新空间主体混杂性在一定程度也可能对创新氛围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该研究从文化经济地理学的对话视角，通过眼动追踪实验等研究方法获取挖掘人们对广州城中村创新空间的感知特点与城中村意义重构中的具身实践，以探讨创新型空间地方营建的特点。
眼动实验结果显示，创新空间工作人员与创新潜在群体高校大学生对城中村创新图片的视觉加工程度存在差异：前者对空间的熟悉程度较高而花费更少的时间进行信息加工，反映出城中村与其日常生活相互融汇，长期的日常生活体验与身体展演介入所形成的感知体验使得其产生与创新空间的情感互动，并通过具身实践营造起“地方蜂鸣”的创新氛围；后者被与其预想相异的创新空间特征景观所吸引，在创新空间对城中村的创新氛围重塑中，其消极地方感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此基础上，研究梳理了城中村创新空间的地方营建与具身实践模式，认为对地方创新的考量需要关注作为创新主体的人如何融入地方，为创新地理学研究提供微观的、具身的理论认识。

3.3.3 地方品牌的尺度转换——以广州市新河浦地区为例

地方品牌是人们头脑中基于一个地方的视觉、语言和其他行为表达的联想信息网络，其建构是以地方文化和人们对地方意义的感知、认同和建构为基础的。人们对地方的感知可以是跨尺度的，从而小尺度的地方品牌升级为城市品牌成为可能。因此，该研究以广州市新河浦地区作为案例地，通过眼动实验等神经科学手段论证新河浦地方品牌尺度转换的实践表现，探讨地区品牌如何通过地方营造转换成为城市品牌，以及各级政府应如何从文化角度推动景观治理，为小尺度区域的文化发展定位。
眼动实验等视觉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与新河浦有交集的居民还是非居民，对于新河浦相关图片的品牌属性评价和品牌情感认知均不存在差异，实验图像对于个体均产生强度相似的视觉刺激作用，因而对该地区了解程度的不同不会对地方品牌核心的理解产生影响。作为公众心目中老广州的象征，新河浦通过地方营造转换为一个城市品牌。在这一过程中，时间与空间因素相互作用，为尺度转换提供必然性与可能性。在地方品牌的转化表现与逻辑中可以认识到，对地方的理解需要从大尺度区域中契合其品牌属性，将其嵌入到更高的尺度看待，实现历史时期品牌核心与当下品牌核心的统合，使其在更大的历史阶段发挥作用。

4 研究展望

人文地理学的“神经转向”促使神经科学在人地互动研究中发挥着新的价值。人文地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不只是一种方法上的借用，更是构建起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形成新的研究范式。首先，神经科学为解释人类与地理环境互动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特别为人的主体性提供“非理性”的、情感性的、具身性的解释路径，也就是说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知及其作出的行为决策都并不是遵循一套固有的经验逻辑或图式，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中各种物质对象发生互动后逐步形成的，这表明人与地方互动难以表征为一种“结果”，而应该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其次，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无意识活动的重要性，促使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超越人们自我报告的表征性的话语分析，需要进一步关注微观的、迅速发生的无意识过程，无意识能够更准确反映人们内隐的心理活动，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作出的决策往往依赖于无意识活动，因此对无意识的关注能够更好地预测人们的空间行为。同时，人文地理学为神经科学的“批判性”发展提供了知识溢出，这主要体现在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使得神经活动不可能在实验室中发生相似的均质性和一致性，特别是社会文化地理关注的人身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性，赋予神经机制的文化属性，表明大脑活动不是完全取决于生物性的身体，而应当需要关注外部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
人文地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实践为研究带来新的启示。首先，在认识论层面要跨越学科边界，既需要充分理解神经科学的原理和知识基础，又要注重神经科学的社会文化解释，形成双向的知识溢出。对于人文地理学研究而言，神经科学技术与设备专业化水平高，价格昂贵，操作繁琐，大样本的研究需花费大量金钱、时间成本，而且人文地理学研究更关注显性的、顺向推理的问题，而神经科学的实验往往是逆向的假设与验证，因而在神经科学方法运用过程中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同时在实验过程设计与结果解读等需要深厚的神经科学理论基础。对于神经科学而言，神经机制的解释不能完全还原为单一的、本质化的生理活动解释，而需要结合人的大脑和身体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特别需要更多的人文地理学中关于人地互动的知识来理解神经过程的完整通路。其次，注重结合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的新研究范式。神经科学为社会科学拓展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空间，它如同“实践的美学”让社会科学得以加入实验性的原则。但也需要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支持，以更加接近“真相”，仅仅利用从神经科学实验得到的生理指标难以揭示深层次的文化意义理解，因而神经科学的实验结果无法准确反映本质世界。人的心智和行为发生在复杂的真实环境之中，实验性原则与真实情境并不完全匹配，研究中既强调对现象的观察以及研究对象的主观表述，又引入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据，以提升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相结合的问题解释水平。同时，跨学科研究需要注重挖掘本土化话题，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国家社会重大发展战略寻找研究问题。地理学“神经转向”的重要贡献在于对心智与行为活动的情境性和空间特征的关注，“心智-大脑-环境”系统因地而异，立足于中国语境将推动本土化的理论补充和创新，也能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和国家社会服务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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