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Studies

Entertainment in the Screen Era: Perceived Constraints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Leisure Behavior

  • ZHAO Ying , 1, 2 ,
  • LIU Fangyu 1 ,
  • HUANG Xu 3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Smart Assessment Technology,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Zhuhai 519082,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04

  Revised date: 2023-04-23

  Online published: 2023-06-25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ime-space constraints,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perception perspective and prefe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migrants, takes the urban migrants in ten urban villages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and use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plore the time-space selection and constraints of this group's leisure behavior.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leisur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migrant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time, leisure space based on their own, and less leisure consumption; (2) The constraints of urban migrants' leisure perce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structural constraints, combination constraints and capacity constraints, especially, urban migrants perceived the highest in structural dimension and the lowest in capacity. (3) Capacity constraint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eisure time and outdoor leisure of urban migrants, reflecting that the high working hours and low income perceived by urban migra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raints restricting their leisure activities; (4) The value preference,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nd living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migrant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leisure time and leisure space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dialogue with the three constraints of space-time behavior in time geography, integrates the perspective of leisure perception constraints, and explores the constraints of leisure behavior in public space and private space in the era of smart phones.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leisure behavior and constraints of urban migrants, and the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isure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urban migrants from the policy level, enhance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and gain in urban life, and promote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ZHAO Ying , LIU Fangyu , HUANG Xu . Entertainment in the Screen Era: Perceived Constraints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Leisure Behavior[J]. 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3 , 1(1) : 92 -100 . DOI: 10.20125/j.2097-2245.202301008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中,栖居在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文化习俗、经济条件、城乡分治制度等因素,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地位1-3。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休闲行为成为探索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质量与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4-6。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表现出闲暇时间缺乏、活动形式少、休闲消费较低等特点7-8,一定程度反映了其边缘化的地位。此类休闲时空行为客观分析的研究受到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休闲行为的主观意愿特征明显,客观制约的分析难以解释休闲与消遣目的的行为决策过程9;二是有关研究重点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空间使用,围绕外来务工人员家空间、私人空间的休闲行为关注较少,在对外来务工人员休闲生活的理解上存在不足。回归外来务工人员本身,对其休闲行为的本质与内涵的全面认识,是剖析外来务工人员融入过程的关键要素。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onology,ICT)的迅速发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技术服务终端与休闲行为相融合,休闲行为的“屏幕”特征突出,并对行为时空分布产生了根本性影响10。一方面,日常休闲的形式与特征更为丰富,个体可以便捷地获取更为多样化的网络游戏、网络视频与网络社交内容,增强了个体将家空间作为休闲场所的使用频率11;另一方面,以屏幕为代表的休闲生活方式可能影响家外休闲活动,存在屏幕休闲与传统休闲的替代、互补、修正与中立多重关系12。此外,基于家空间的屏幕休闲可能具有多任务、碎片化的复杂特征,改变个体所处环境的时空制约,进而对休闲决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9
休闲行为的开展需要关注感知制约的影响13。时间地理学认为人的活动受到各种物质及社会环境中的制约,并细分为3类:因工具、生理和认知的局限性形成的能力制约;必须同其他人或物同时存在并开展活动的组合制约;受法律、习惯和社会规范等限制的权威制约14-15。除客观制约外,时空行为的主观感受研究受到关注16,以情感要素和主观偏好为代表的研究视角在休闲与旅游研究中被讨论17-20。休闲行为在遵循三项客观制约的前提下,具有时空非固定性和主观意愿性强的特点。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可能客观上受到行为制约,但主观上未必感受到制约;也可能由于自身的劣势地位,其感知到的制约强于客观存在的制约。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具备一定的自身能动性,可能采取积极的适应策略,弹性自主地开展休闲行为10-21。因此,休闲行为中感知制约值得关注,其可能具体反映在休闲态度、休闲感受等方面22-24
已有休闲时空行为研究集中讨论了休闲行为的时空分布、建成环境对休闲行为的影响等问题25-27,重点关注城市公共空间中休闲行为的开展。休闲行为的空间选择需要考虑休闲距离、交通成本、休闲设施等2228-29。然而,休闲被认为是从必要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自由状态,个人休闲、居家休闲等形式同样符合休闲的本质,私人空间中的休闲行为仍然具有研究的价值。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生活开始与屏幕经济、宅经济等相关联30,形成了休闲行为空间选择的重构与复杂特征1331,传统研究中仅关注公共空间休闲行为研究,亟需推进与拓展。
据此,本研究基于时空制约的分析框架,探究外来务工人员日常生活中的休闲行为规律,拓展休闲时空制约的概念,融入休闲感知制约的视角,分析形成休闲行为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开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城镇化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休闲生活的认识,为城市休闲体系建设、移民社区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在广州实地调研的一手问卷数据。采用多级分层抽样方法,根据广州行政区划,对老城区、新城区、远郊区的城中村进行抽样,尽可能保证抽取的调研地遍布广州全部区域,减少因抽样框带来的研究偏差。广州是外来务工人员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市区内的城中村则是外来务工人员租住的集中场所。本研究选择广州市的10个城中村(下渡村、贝岗村、石牌村、棠下村、坑口村、上涌村、王圣堂、大山村、夏园村、员村)作为案例地,其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调研地点分布图

Fig.1 Sample location

其中,在新城区(海珠区、天河区、番禺区)各抽选2个城中村,在老城区(越秀区、荔湾区)各抽选1个城中村,在远郊区(白云区、黄埔区)各抽选1个城中村,因此本研究选取的10个案例地涵盖了城中村的不同类型,具有较强的典型性。采取通过询问调查对象“是否广州本地人,是否在农村出生,现是否从事非农业行业,并在广州居住6个月以上”来确定其外来务工人员身份。调研共发放问卷1 015份,去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最终得到共805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79.31%。与此同时,对社区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旨在补充理解其休闲行为与制约因素的具体情况。

1.2 变量与问卷设计

本问卷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访者一周活动日志,该方法被广泛用于时间地理学中,主要调查外来务工人员一周以内的休闲活动地点、时长等信息;第二部分为被访者的休闲行为相关信息,包括休闲消费、休闲感知制约因素等信息;第三部分为人口统计学信息,包含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工作时长等。表1为调研样本的相关信息。
表1 样本属性分析

Tab.1 Sample profile

项目 分类 占比/%
性别 44.84
55.16
年龄 19~30 33.04
30~39 29.07
40~49 26.96
>50 10.93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5.71
初中、高中、大专 80.00
大学及以上 14.29

家庭月收入

/元

<8 000 38.63
8 000~14 000 47.58
>14 000 13.79
婚姻情况 未结婚 44.97
已结婚 55.03
工作时长 8 h及以下 10.43
9~11 h 72.30
12 h及以上 17.27
居住同伴 自己 10.93
家人 55.40
同事 5.22
朋友 28.45
从整体来看,受访者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外来务工人员年龄较为均匀地分布在20~50岁,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多集中在初中、高中与大专(占比80%)。受访者家庭月收入小于8 000元的外来务工人员占比38.63%,位于8 000~14 000元的外来务工人员占比47.58%,家庭月收入大于14 000元的外来务工人员占比较少仅有13.79%。外来务工人员未结婚与已结婚人数比例相近,分别为44.97%和55.03%。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占样本总比例89.57%,仅有10.43%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压力较大。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同伴主要为家人和朋友,其占比分别为55.40%和28.45%。

1.3 休闲时空行为特征与休闲感知制约因素的测量方法

休闲行为特征包括休闲时长、休闲空间、休闲花费3类,休闲时空特征是休闲行为研究关注的核心变量32-33,休闲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水平,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休闲的特点34-35。在测量上,休闲时长和休闲空间根据一周活动日志中受访者所填写的时间与地点信息进行计算,休闲时长通过累计外来务工人员一周休闲活动时长得出,休闲空间根据外来务工人员一周活动日志社区外休闲占总体休闲次数的比例计算,将社区外休闲比例大于50%的样本定义为户外型休闲,反之则定义为自家型休闲。休闲花费为问卷中题目,根据答卷信息进行整理汇总。
休闲感知制约因素参考时间地理学三项制约设计,包含权威制约、组合制约、能力制约三个方面3236-37,由于感知制约因素更多是从主观出发考虑主体在开展休闲行为受到的影响,而时间地理学的时空制约则主要考虑客观制约的影响,因此研究进一步参考部分休闲领域研究成果,增加了关于价值偏好制约的内容2438-39,旨在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探索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制约因素。最终,研究主要考虑了外来务工人员在休闲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环境、交通、同伴、家庭、个人能力与偏好等方面制约因素。

1.4 研究方法

结合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外来务工人员休闲行为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随后对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感知制约进行主成分分析聚类,并计算感知制约各维度的因子得分。最后,应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依次对感知制约因子与休闲行为进行关系分析,呈现感知制约特征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空行为的影响。

2 外来务工人员休闲行为及感知制约分析

2.1 外来务工人员休闲行为特征

表2所示为外来务工人员休闲行为特征,可以发现: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休闲时间较少。近60%的被调查者周休闲时间低于15 h,结合休闲活动日志,这些休闲时间仅花在网络化、碎片化的休闲方式上(如工作间隙看手机、看视频等)。外来务工人员的高工作时长极大地压缩了其休闲时间,根据表1的样本信息仅有10.43%左右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时长在8 h及以下,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被迫加班,因此对其休闲时长产生了较强的制约。
表2 外来务工人员休闲行为特征

Tab.2 Leisure behavior pattern of urban migrants

项目 子项 人数 占比/%
休闲时长 <10 h 88 10.93
10~15 h 351 43.60
16~20 h 233 28.94
>20 h 133 16.53
休闲空间 自家型 619 76.89
户外型 186 23.11
休闲花费 <300 269 33.42
301~500 241 29.94
501~1 000 223 27.70
>1 000 72 8.94
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空间呈现以自家型休闲为主的特点。76.89%的外来务工人员属于自家型休闲,这是由于其工作时间较长、可支配收入较少,导致移动能力有限。休闲消费方面,外来务工人员整体消费较低,仅有8.94%外来务工人员的月休闲花费在1 000元以上,超过半数外来务工人员月休闲花费在500元以下,处于较低水平。

2.2 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感知制约因素主成分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感知制约因素,本研究对休闲感知制约因素的9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KMO值为0.801,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为1 945.999(P<0.001)表明样本量充足,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结合初始特征值以及对应碎石图,确定休闲行为制约维度有3个,用F1、F2、F3表示,如表3所示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表3 休闲感知制约因素主成分分析

Tab.3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leisure perception constraints

成分 1 2 3
不知道有什么好去的地方 0.655 0.141 0.351
公共交通不方便 0.811 0.190 -0.027
想去的地方距离太远 0.650 0.419 -0.065
没有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 0.777 0.197 0.038
朋友们不常举行休闲活动 0.172 0.803 0.001
家人或朋友不爱一起参加 0.217 0.831 0.027
考虑到家人,不方便参加 0.216 0.724 0.029
经常没有时间 0.254 0.014 0.766
没有足够的钱 -0.126 0.004 0.801

注:从各制约因子方差贡献来看,结构制约因子方差贡献最高,为37.938%。

表3所示,在因子F1中“不知道有什么好去的地方”“公共交通不方便”“想去的地方距离太远”、“没有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的因子载荷量较高,分别为0.655、0.811、0.650、0.777,反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在进行休闲活动过程中面临的各类设施与权威的结构制约;在因子F2中,“朋友们不常举行休闲活动”“家人或朋友不爱一起参加”“考虑到家人,不方便参加”因子载荷量大,分别是0.803、0.831、0.724,反映了休闲活动过程中的组合制约;在因子F3中,“经常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钱”因子载荷量大,分别为0.766、0.801,反映了休闲活动过程中的能力制约。因此分别将F1、F2、F3命名为结构制约、组合制约、能力制约。
其中,结构制约主因子方差贡献最高为37.938%,其后依次是组合制约因子、能力制约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占比15.391%、11.174%。由此可见,休闲主体所感知到的制约因素中,结构制约占比最大,能力制约占比最小。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对于如周围环境与设施结构制约的感知最为强烈,而对于如金钱、时间自身能力制约的感知相对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对于周围休闲与相关服务设施、福利制度的依赖。
使用上述各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运用回归法计算各维度制约因子得分,最终形成3列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因子得分,分别为结构制约因子得分、组合制约因子得分、能力制约因子得分,用于后续感知制约因子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休闲行为的回归分析。

3 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空行为的影响因素

3.1 三类感知制约因子与休闲时长、休闲空间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结构制约因子和能力制约因子与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时长呈现显著负相关的特点(B=-0.155,P<0.01;B=-0.115,P<0.01)。结构制约因子反映了如交通、福利制度、休闲设施等结构因素与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长的重要负向关联。能力制约因子反映了整体家庭收入较低、工作时间较长与其休闲时长可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从休闲空间受到制约因子的影响来看,能力制约因子与户外型的休闲活动显著负相关(B=-0.082,P<0.05),外来务工人员在进行户外型休闲活动过程中受到较大的制约,进而倾向于自家型休闲活动。

3.2 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长、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将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属性、居住与环境信息纳入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探究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长、休闲空间的综合影响因素。从休闲时长的影响因素看,能力制约因子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高年龄组较低年龄组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长更短,高工作时长组相较于低工作时长组的休闲时长更短。城中村所在圈层越靠近远郊区,对休闲时长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休闲场所觉得不自在”等偏好因素对休闲时长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从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看,能力制约因子对外来务工人员户外型休闲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已婚状态对外来务工人员户外型休闲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城中村所在圈层靠近新城区和远郊区对户外型休闲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由此可见,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时间与金钱的匮乏、需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对于户外型休闲空间选择具有显著的制约。
表4 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空行为影响因素

Tab.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time and space behavior of urban migrants

项目 类别 休闲时长 休闲空间
B t value B Wald value
感知制约因子 结构制约因子 -0.31 -1.64 0.06 0.41
组合制约因子 0.30 1.70 -0.15 2.41
能力制约因子 -0.41 -2.35* -0.23 5.84*
价值偏好 自己不喜欢休闲 0.25 1.19 -0.05 0.24
在休闲场所觉得不自在 -0.58 -2.36* 0.05 0.15
不想浪费时间休闲 -0.05 -0.33 0.09 1.12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 男性 0.52 1.59 0.17 0.96
年龄(以<40为参照) ≥40 -1.36 -3.64*** 0.30 2.31
婚姻情况(以未结婚为参照) 已结婚 -0.69 -1.89 -0.53 7.50**
家庭月收入(以<8 000为参照) 8 000~14 000 -0.01 -0.03 0.28 2.06
>14 000 0.93 1.78 0.20 0.51
工作时长(以<8为参照) 8~9 h 0.40 0.74 -0.31 1.31
≥10 h -1.40 -2.16* -0.43 1.65
城中村所在圈层(以老城区为参照) 新城区 -1.17 -2.70** 0.65 6.57*
远郊区 -3.11 -5.48*** 0.77 5.97*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P<0.05,**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其中休闲空间以自家型休闲为参照。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融入感知制约对休闲时空行为分析,同时间地理学的3项制约构成理论对话。感知制约的引入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的主观态度与决策考量因素,有助于拓展以客观制约为核心的时间地理学对群体行为过程的理解。一方面,从问题类型来看,不同于时间地理学3项制约强调具体客观要素,感知制约丰富了对个体主观态度的考察。已有研究指出个体所面临的客观制约与感知制约存在不一致的现象41,在作用于时空行为决策过程中也存在差异性影响。另一方面,休闲的价值偏好在客观制约维度很难测量却对休闲行为有直接影响42,对外来务工人员主观态度考察具有重要意义。感知制约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对于所处社会环境与个体价值偏好的主观态度,进而拓展了行为决策与制约过程的传统研究。总体而言,感知制约呼应了时间地理学与休闲研究的重要趋势与问题,时间地理学需要在客观制约的基础上增加对个体/群体主观决策过程的考量43-44,休闲研究则需丰富休闲行为主观能动性与时空弹性的科学认识44,从而实现对学科理论与研究对象的深入讨论。
本研究对休闲时空行为与感知制约的分析揭示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与休闲表征。整体来看,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表现出弱势群体特征,即休闲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影响。本研究深化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休闲特征的多维度分析,如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长和距离均处于较低水平,休闲花费十分有限,并以自家型休闲为主。自家型休闲一方面反映了屏幕时代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自身休闲实践的变革与决策45,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其在各种制约影响下的被迫调试与无奈选择46-47。本研究深化了对屏幕时代城市弱势群体生活方式的刻画,有助于促进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方式转型的理解。
实证研究通过对感知制约与休闲时空行为的关系分析,促进了对感知制约如何影响休闲时空行为的理解。在休闲时长的影响因素上,能力制约因子、工作时长、城中村所在圈层(新城区、远郊区)对其休闲时长负向影响显著,其验证了相关休闲研究的结论,如居住地休闲设施数量、高强度的工作妨碍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活动的开展40。外来务工人员价值偏好对于休闲时长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其在进行休闲活动时十分看重自己在与他人休闲过程中的感受,这反映了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趋向个体主义的特点35。外来务工人员的年龄对于其休闲时长影响显著,低年龄组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长更高,与以往多数研究将外来务工人员整体视作弱势群体不同4,这一结论揭示了在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内部已经形成部分差异,低年龄组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进行工作的同时,也注重自己的日常休闲活动。
休闲空间选择的影响机制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适应策略。实证结果显示,能力制约因子、婚姻情况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户外型休闲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时间、收入的匮乏,被迫采取自家型休闲或压缩休闲活动。已婚移民因家庭责任等使其休闲活动场所集中家内或社区内34。居住在新城区、远郊区的外来务工人员相较于老城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会更倾向于选择户外型休闲,这可能由于社区休闲设施与服务较少,远距离的户外休闲地点才能满足休闲需求。这种“适应策略”具有一定的被动性47,结合新城区、远郊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时长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与相关服务匮乏仍然是制约外来务工人员开展休闲活动的重要阻碍。研究不仅关注了多数休闲行为研究集中讨论的公共休闲空间,还通过将自家型休闲引入拓展了屏幕休闲的意义9
本研究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政策与管理制度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其一,注重城乡结合带社区的休闲空间设施供给32,建立移民集聚社区的休闲活动机制,增加移民群体同社区内本地居民的交流与联系,从硬件与软件两方面提升移民的社会融合。其二,认识城市居家休闲的重要意义,对家内空间与公共空间中休闲机会与休闲活动的建构给予充分关注。以手机、电脑、电视为代表的屏幕世界,从城市居民角度的理解,可能妨碍了人与人的直接联系;从移民角度去理解,也可能成为面对陌生世界的抓手和联系熟悉世界的渠道48。屏幕时代中,合理的利用屏幕优势,可能成为移民阶段性适应的工具,是重要且有潜力的研究议题49。其三,重视外来务工人员内部差异对休闲行为的可能负向影响,如年轻一代移民可能因宅文化、线上娱乐等因素影响主动减少户外休闲的机会30,而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则可能因为家庭责任削减自身休闲活动35。应当积极开展对应性措施,为青年群体提供相应的文化娱乐服务,为家庭移民提供便利的托管与亲子服务,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形成健康积极的休闲观念和休闲实践。
本文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提升。一方面,研究主要围绕休闲时长和休闲空间两大休闲核心特征进行探索,在未来需要对休闲空间的具体内涵进行细化,尤其关注屏幕空间这一休闲行为模式4550,开展更为细化的屏幕休闲行为测量,探索屏幕休闲的行为决策过程及对个体身心健康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在后疫情时代,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与制约因素可能存在变化51,如个体智能手机的高度依赖、常态化的社交距离等,围绕感知制约与客观制约的对比研究和内在关联、屏幕休闲与实体休闲的决策关系等议题,可以为理解时空决策过程提供有益参考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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