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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

2024 , Vol. 2 >Issue 2: 64 - 76

DOI: https://doi.org/10.20125/j.2097-2245.202402007

Human Geography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Lineage: A Case of Prominent Human Geographers in the Republican Era

  • WANG Fenglong , 1, 2 ,
  • CAI Chunyan , 1 ,
  • YAN Zexuan 1 ,
  • HAO Shixiao 1 ,
  • Kadierguli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 The Center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15

  Revised date: 2024-04-15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3

Fold

Abstract

"Scholars" provide a core perspective to study academic history. Through scholars' lineage relationships, we can describe the formation of disciplines,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schools, the inheritance of academic thoughts, and even the internal factional disputes within the discipline. However, discussions on intellectual lineage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impacts have been overlooked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This paper takes the lineage relationships of prominent human geography scholars in the Chinese Republican era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lineage relationships of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it analyz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as a discipline,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lineage networks on the form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academic school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Western and Chinese geographical thoughts, and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issues within the discipline triggered by lineage relationships. Finall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perspective of lineage relationship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Key words：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intellectual lineage relationships; human geography; schools of thought; politics

Cite this article

WANG Fenglong , CAI Chunyan , YAN Zexuan , HAO Shixiao , Kadierguli .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Lineage: A Case of Prominent Human Geographers in the Republican Era[J]. 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4 , 2(2) : 64 -76 . DOI: 10.20125/j.2097-2245.202402007

1 地理学思想史研究概览

地理学思想史研究是对地理学中的思想形成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历史研究，属于科学史和地理学自身的交叉领域。其中，“思想”包括对地理学的范畴与性质、核心概念、方法论或流派、知识结构与地理观念、价值取向、发展动力等基本问题的系统回答［1］。地理学思想史既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也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一般认为，学术史（intellectual history）大体可以分为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和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三大类［2］。思想史虽然对这三类分支都有所涉及，但相对更侧重观念史部分。而中国的地理学史研究也经历了从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到思想体系3个发展阶段［3］，开始日益关注思想史方面的探索。
目前，国内对地理学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对地理学思想史教材的编写和对国外相关专著的译介。如杨吾扬［4］、刘盛佳［5］、王爱民［6］、郑昭佩［7］和潘玉君等［8］先后编写了地理学思想史的教材或著作1，商务印书馆先后组织翻译了普雷斯顿·詹姆斯和杰弗雷·马丁的《地理学思想史》［9］、约翰斯顿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0］、赫特纳的《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11］及梅尼埃的《法国地理学思想史》［12］，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克拉瓦尔的《地理学思想史》［13］；此外，李旭旦、蔡运龙和叶超等先后介绍和评述了《地理学的性质》［14］《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15］《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16］《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7］ Geographic Thought：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8］。
第二，部分学者探讨了编写地理学思想史的方法，并编写了某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学思想史或观念史。如唐晓峰通过比较王庸、侯仁之、王成组等编写的地理学史，发现早期的地理学思想史著作更多立足当代的地理学学科范式和架构，因而存在“反向格义”的问题，即以回溯的方式“反向”解读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从而形成了重视自然地理、重视古代地理知识的科学性的倾向，忽略了中国古代人文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自然方面的事实，甚至发出中国古代“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学可讲”的慨叹［19］。他进一步从神话、城市空间遗址、天下观念、领土政治秩序等要素中提炼出了不同于当代的区域划分、大地测量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分析框架的中国上古时期的地理思想史［20］。类似地，潘玉君和孙俊等则开展了一系列地理学编史方法论的研究，区分了“科学地理学史”和“知识地理学史”［21］、实证主义方法论和思想史方法论［22］、历史语境主义［23］和科学社会学视角［17］。他们近年来进一步编写了地理学思想史的通论、专论和大事年表［8，24-25］。王鹏玮也区分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史与地理观念的思想史，并对晚清民国时期地理学史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26］。
第三，一些学者围绕具体的思想史问题展开了相关讨论。（1）对地理学性质的讨论。如叶超和蔡运龙围绕西方关于地理学性质的争论，论述了地理学方法论中的“例外论”之争［27-28］及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二元论演变的源流、过程与后续影响，并反思了相关争论对于中国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启示［29-30］。（2）对地理学传统的讨论。Pattison和Livingstone分别对地理学的传统（traditions）进行过精彩的归纳［31-32］，后续仍有学者对其归纳进行进一步修正和讨论［33-36］。不过，目前关于地理学传统及其流变的讨论主要见于国外学者，国内的相关讨论不多。（3）对学者学术贡献及其生平的总结分析。对学者的研究是地理学思想史分析的重要视角［37-38］。相应地，国内一些学者通过追述张相文［39-40］、胡焕庸［41］、黄国璋［42］、李旭旦［43］、吴传钧［44］等学者的贡献或梳理哈维与邦奇等知名地理学者的思想转型过程［45］或传记［46］，从人物的侧面反映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思想的形成过程。张雷和孙俊等则围绕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者，梳理了当时主要的地理留学生名录［47］及地理学者的空间分布［48］，从人才的学缘结构和研究方向等角度论述了这段时期的地理学学科发展。此外，张雷［49］在《澎湃新闻》开辟了“民国地理学人”专栏，介绍了胡焕庸等知名地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和事迹。保继刚则基于自我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自身的学术及实践经历，并据此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旅游地理研究的重要性［50］。（4）对学术组织或机构变迁的分析。国外学者很早就围绕哈佛大学地理系撤销分析了顶级院校学科设置的变迁过程及其效应［51-53］；Withers等［54］也分析了英国科学促进会对英国地理学发展的影响；Goodchild等［55］和Goodchild［56］则分析了学会组织及其专业化对地理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国内也有学者分析了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的原因及其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借鉴意义［57］；孙俊等［58］则对中国大学的地理院系调整过程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其对中国地理学的学科认同和学科影响力的影响。（5）中西交流中的思想融合与断裂问题。一系列学者讨论了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二元性［19，59-63］，以及东西方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64-65］。不过，对这一议题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更多是地理学思想的分析，而非思想史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不过，目前国内对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和讨论相比于西方还总体偏少。例如，在人文地理学的顶级期刊《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上，专门设有“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geography”的板块，自1984—2022年间已经发表了30余篇关于地理学学术史的综述或讨论。而国内目前仅有潘玉君、刘云刚、叶超、孙俊、王丰龙等少数学者在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也缺乏对国内外地理学思想史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外还鲜有研究围绕学者的师承关系考察地理学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本文认为，师承关系不仅有助于揭示地理学思想传播、演变的过程，也有助于侧面理解地理学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此外，学者的师承关系也类似其生平和传记，本身具有很高的趣味性，因而容易为很多地理学初学者提供理解地理学思想史的切入点。接下来，本文将首先论述师承关系视角对于理解思想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以民国时期的一些知名人文地理学者为例，分析师承关系对于理解当前地理学学科发展和思想发展的启示。最后，本文将进一步提出一些基于师承关系理解地理学思想史的其他可能方向。

2 从师承关系视角理解思想史的理论基础

首先，历史是人写就的，“地理学也是地理学家所做的事情”［66-69］。相应地，地理学思想史也可以看作是地理学者的观念和观点合集。因此，对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地理学家的观点及不同地理学家之间关联的分析。实际上，《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和《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两部地理学思想史著作都主要基于对重要学者的观点总结来呈现不同流派或不同国家的地理学思想流变。此外，国外有专门对历史上知名地理学者的梳理和总结，如《The Makers of Modern Geography》［37］、《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70］及由Bloomsbury Academic出版社连续出版至今的“Geographers：Biobibliographical Studies”系列［71］。国内外也出现了不少对某位杰出地理学者的传记研究或思想总结，如Castree等［72］对David Harvey的介绍、Chorley等［73］对Davis的生平和作品的整理、Martin［74］对Bowman的介绍、沙润等［75］对李旭旦生平的介绍等。此外，自传（autobiography）被认为不仅能够为理解学科历史提供书籍和论文等印刷资料之外的重要补充［76］，而且有助于更深入地思考研究的意图和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77］。一些知名学者也提供了对于理解学科发展和思想形成有价值且有趣的自传式或自我民族志的研究［50，78-79］。
其次，师承关系（intellectual lineage）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师承关系指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师傅-徒弟（apprenticeship）、导师-学生（mentor relationship）、师生关系（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等关系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学术思想、思维方式乃至学术品格上的传导和继承。其中，师生关系或师徒关系是师承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80］。但是，师承关系还需要师生或师徒之间产生思想上的接触，并形成思想或观点上的继承［81］。师承关系的产生源于一系列默会知识和潜移默化的效应，如名师的声望与示范效应［82］、团队协同效应及导师“提携后学”等［80］。反过来，师承关系对于学派的生成和发展、形成优良的科学传统和推动特殊领域的传承等具有重要作用［80］。如Zuckerman［83］研究发现，截至1972年，在美国进行研究的9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48位曾是较年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博士后或助手；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3位心理学家桑代克、卡特尔、武德沃斯和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和安吉尔都是詹姆士的学生［84］；在古代的手工技术［85］或当代的艺术传承［86］中，师承关系同样至关重要。Cole［87］指出，知名科学家几乎都有一个有名有姓的教父（There are few scientists of note who did not have an identifiable sponsor）。在地理学思想史研究中，还较少应用师承关系视角。不过，Dorling［88］关于英国地理学界的代际变迁的研究以及刘云刚等［89］对中国政治地理学学术谱系的梳理可以分别看作在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探索，也说明师承关系能够用于理解地理学思想和学科的变迁。
最后，福柯的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与库恩的“范式”理论也为从师承关系角度理解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变迁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柯的谱系学（généalogie）是在尼采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考察知识起源和演变过程的历史分析方法［90］，强调某些思想出现的偶然性及各种权力关系的影响［91］。谱系学的原义就是关于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科学，因此天然地会注重某个人的知识或思想如何被转移或转述给另一个人的过程。库恩［92］则认为，科学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内会接受并遵循一组基本的理念、方法和假设，即“范式”（paradigm）；科学发展的过程体现为一系列的“范式转变”，这些范式转变代表了科学革命的发生。由于师承关系是构成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也是理解范式形成和变迁的重要视角。不过，不论是谱系学还是范式理论，其强调的是某个观念或范式是“如何出生的”和如何转换的，即强调断裂或革命，而非继承。在这一方面，这两个理论与师承关系研究的侧重点恰恰相反。

3 师承关系视角下民国时期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议题

从师承关系视角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民国时期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思想交流以及学科内部的团体结构。接下来，我们将主要围绕民国时期比较知名的几位人文地理学者及其师承关系，分别对每一点进行详细分析。

3.1　民国时期知名人文地理学者的师承关系

民国时期，地理学科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枝繁叶茂，因此诞生了一批“大师”。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仅考察1949年以前曾在中国地理学相关机构任职的知名人文地理学家，而未涵盖自然地理学家（如黄秉维、曾昭璇等）、地图学家（如邹代钧、陈述彭）和地理教育学家，以及1949年以后的知名地理学家①。张相文和竺可桢在严格意义上更应该算作自然地理学家，但是对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影响至深；而梁启超和顾颉刚虽然主要开展的是史学研究，但是不仅十分关注地理问题，而且培养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地理学泰斗。因此，他们也被列入这里所整理的师承关系图谱（图1）中。此外，日本等国家的地理学者也对民国时期地理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受材料等限制，以及从留学日本归来的人文地理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未列出民国时期人文地理学者与日本等其他国家学者的师承关系。
图1 民国时期知名人文地理学者的师承关系

Fig.1 Intellectual lineages among prominent human geographers in the Republican Era

总体上，民国时期的知名人文地理学者主要师承美国和英国，也同时受到法国（如胡焕庸）、德国（如沙学浚）、加拿大（如李春芬）、日本（如盛叙功）和瑞士（如严重敏）等国家的影响。此外，中国本土的梁启超、张相文和顾颉刚等，基于其国学和历史学的积累以及对西学的介绍，也培养了王庸、张星烺和谭其骧等知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表1整理了本节提及的知名人文地理学家的留学情况。具体而言，留学美国的人文地理学家主要有黄国璋、王成组和周立三。不过，竺可桢写过《地理与文化之关系》等文章，且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影响深远，因此也被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师承关系中。竺可桢于1910年凭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1913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同年进入哈佛大学追随麦克阿迪（Alexander George MacAdie）攻读硕士，1915年完成硕士论文《Rainfall in China》，1900-1911；随后跟随华德（Robert DeCourcy Ward）攻读博士，并于1918年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hoons of the Far East》［93］。在哈佛大学期间，竺可桢还旁听了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的科学史课程，并接受了萨顿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黄国璋192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理科研究院留学，师从著名地理学家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攻读经济地理，后转入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并获硕士学位［47］。王成组留学美国，先后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与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硕士学位［94］。周立三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期间，于1946年赴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进修，1947年回国［95］。胡焕庸在东南大学地学系学习期间受到竺可桢的指导，于1926—1928年间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后在中央大学任教，担任系主任和部聘教授，培养了李旭旦、吴传钧、宋家泰、严重敏等知名人文地理学家。而李旭旦于1936年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75］；吴传钧和侯仁之都在利物浦大学跟随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教授读取博士学位；张印堂和林超先后赴利物浦大学投师英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96-97］，林超在出国前还曾跟随中山大学地理系创办人、德国地理学家克雷特纳（Wilhelm Credner）学习；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曹廷藩和鲍觉民师从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主席的著名地理学家斯坦普（Dudley Stamp）教授［98-99］。此外，中国政治地理学理论先驱沙学浚曾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并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00-101］；中国近代区域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李春芬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受教于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教授，并获得加拿大第一个地理学博士学位［102-103］。
表1 民国时期知名人文地理学家的留学情况

Tab.1 Overseas studying information of renowned human geographers in the Republican Era

国家 姓名 国外毕业/进修院校 毕业年份/进修起止时间 学位
美国 竺可桢 哈佛大学 1918 博士
黄国璋 芝加哥大学 1928 硕士
王成组 芝加哥大学 1929 硕士
周立三 威斯康星大学 1946-1947 进修
法国 胡焕庸 巴黎大学 1926-1928 进修
英国 李旭旦 剑桥大学 1939 硕士
吴传钧 利物浦大学 1948 博士
侯仁之 利物浦大学 1949 博士
张印堂 利物浦大学 1929 硕士
林超 利物浦大学 1938 博士
鲍觉民 伦敦大学 1940 博士
曹廷藩 伦敦大学 1940 博士
德国 沙学浚 柏林大学 1936 博士
加拿大 李春芬 多伦多大学 1943 博士

3.2　师承关系视角下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议题

3.2.1　学缘网络与学术传承

首先，民国时期的知名人文地理学者之间往往具有或显或隐的师承或学缘关系，这极大地促进了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合作。如竺可桢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导师华德曾是“美国地理学之父”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教过的本科生，且做过戴维斯气象学课程的助手，因此，戴维斯可以算是竺可桢的“隔代导师”。戴维斯还培养了一些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地理学家，如杰斐逊（Mark Jefferson）、鲍曼（Isaiah Bowman）和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而亨廷顿则是黄国璋1926至1927年间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理科研究院时的导师［104］。因此，竺可桢与黄国璋也有较为密切的学缘关系。此外，竺可桢还曾跟随克拉克大学地理系的创建者阿特伍德（Wallace Walter Atwood）学习自然地理学和地文学［104］。克拉克大学则是民国时期赴美地理留学的中心，罗开富、赵松乔、刘恩兰等知名自然地理学家都毕业于克拉克大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竺可桢更好地推动中国地理学相关组织机构的发展。竺可桢于1920到1925年间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105］，期间培养了张其昀（1919—1923①）［106］和胡焕庸（1919—1921），二者分别自1927年和1928年起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胡焕庸在中央大学地理系教学和担任系主任期间，先后指导过李旭旦（1930—1934）、吴传钧（1936—1943）、邓静中（1937—1943）、宋家泰（1938—1945）、严重敏（1938—1942）等近代知名的人文地理学家。顾颉刚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的大师，如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107］。而侯仁之和吴传钧同在利物浦大学达比教授处攻读博士学位［108-109］。沙学浚在中央大学兼修地理学时，则曾受业于张其昀，二者也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89］。李春芬在1939年考取了中英庚款第7届公费留学生至1940年转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期间，黄国璋教授曾作为其导师［102］。
其次，民国时期人文地理学者较为丰富的留洋经历推动了早期西方人文地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承。一方面，民国时期的人文地理学者在海外学习期间，学习并为国内翻译介绍了很多西方的人文地理理论和思想。如胡焕庸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期间，跟随自然地理学家德·马东（Emmanuel de Martonne）和经济地理学家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学习，并在邻校法兰西学院旁听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Jean Brunhes）讲课；同时，他系统阅读了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的著作，寄回国内发表了《白吕纳教授的人文地理学介绍》一文［41］，为国内系统介绍了法国区域综合地理学（géographie régionale）［12，110］。类似地，黄国璋在美留学期间，也选修了亨廷顿的《气候学》和《地理学问题》两门课程，受到亨廷顿的“环境（尤其是气候）决定论”［111］的影响，长期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留学归国的地理学家们将其在国外习得的知识融入了后续的地理研究和教学中，并通过进一步引导新的学生留学西方来加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如胡焕庸深受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回国后开展了中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研究，提出了“瑷珲—腾冲线”（即目前被广为熟知的“胡焕庸线”）［112］，发表了《江苏省之农业区域》《安徽省人口密度与农业区划》《中国之农业区域》等文章；留学德国的王德基在德国景观学派的基础上，在汉中盆地考察并编写了《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104］；留学美国的黄国璋回国后开设了“北美地理”课程；留学英国的李旭旦在回国后，也讲授过“英国地理”等课程［113］，且自1978年创办刊物《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介绍外国地理学新思想、新动态，推动了人文地理学复兴［114］。

3.2.2　中西融合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互补性

民国时期人文地理学者丰富的留学经历促进了其积极引进和介绍西方的最新学说，并推动中西方思想的融合。如张相文在借鉴日本教科书的基础上编写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发行量超过200万册，在地理教育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此外，他还组织翻译过亨廷顿的《文明与气候》［115］，较早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地理学理论。胡焕庸早年留学法国期间，参与翻译了鲍曼的《战后新世界》一书，该书于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16］。在1930年代，胡焕庸进一步指导学生李旭旦和任美锷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eographie Humaina）英文版，推动了西方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的传播。
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民国人文地理学者也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学术视野和惟名家而不惟名校的留学目的地选择路径。如竺可桢在留学的过程中，深感中国大学教育必须与国际潮流相结合，在主持浙江大学过程中坚持“无分中外，惟求其是”的立场，吸收中西教育的精华，并且始终关注着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动态［117］。这些学者也形成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兼修自然与人文地理的不同分支，多方拜访各地的名师大家，广泛关注不同国家的前沿成果。如胡焕庸在1931年到1932年间赴欧洲考察和访问，他除了重访法国外，还去往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拜访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如德国的帕萨尔格（Siegfried Passarge）、英国的斯坦普、荷兰的范卢恩（Hendrik Willem van Loon）等。吴传钧在利物浦大学留学期间，除了研习英国的前沿理论外，还深入阅读了白吕纳的《人文地理学原理》、德·马东的《自然地理学原理》等经典教材［44］。这些丰富的经历和扎实的学术训练使得民国的知名人文地理学家往往兼通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如胡焕庸创立了中国综合区域地理学，在《中国区域概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以自然区域为基础、以经济区域为重点、以城市区域为突破口的综合区域划分方法；李旭旦不仅翻译了大量人文地理学的名著，还在1960年代初翻译了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118］。在留学目的地的选择方面，当时的地理学者也大多遵从当时前辈、老师的建议，很多都选择了当时的名家大师，而非徒慕最知名的学校。如任美锷在准备出国留学时，听取了他的导师、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的建议，选择了相对不够知名的格拉斯大学的贝莱（Edward Battersby Bailey）为博士期间的导师［119］。一些从事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如罗士培、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克雷特纳等，也都曾为吴传钧、侯仁之等的留学选择提供过重要推荐，从而更好地促进了中英地理思想的衔接传承和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化［120］。
当然，在学成归来后，很多民国人文地理学家也形成了独立判断和守正创新的研究风格，产出了有特色、有影响力的重要研究成果。如张相文在传播西方地理学理论的过程中，较早提出了划分中国地理格局的“秦岭-淮河”分界线。黄国璋虽然继承了亨廷顿对地理环境与历史变迁和文明分布关系的研究，但是强调地理知识的实用性和通过提升地理认知激发爱国热情——他认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科学［121］，人类对自然环境不只是消极适应，而是应该加以积极地改造和利用［121］。吴传钧虽然留学英国，但是其学说融合了法国的区域学派和苏联的传统，主张地理学应该着重研究“人地关系”［122］，并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重要概念，拓展了人地关系理论［123］，也先后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国土整治、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124］。

3.2.3　学术派系与地理学的政治

师承关系在推动地理思想传承的同时，也容易滋生学术研究的派系和团体，进而影响学科的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4个案例。第一，2个地理学会的创立与融合。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组织的创立。民国时期，地理界存在2个地理学会，一个是中国地学会，由张相文于1909年在天津创立［125］。学会成立后，定期出版会刊《地学杂志》，由白眉初担任编辑部长，至1937年停刊共发表论文1 600多篇［126］；1912年后，中国地学会迁到北京；抗战期间，该学会活动基本停止，在抗战胜利后重建，由张星烺、黄国璋任正副会长。另一个是中国地理学会，由竺可桢、翁文灏、张其昀、胡焕庸等于1934年在南京创立，主办《地理学报》［127］；中国地理学会在抗战期间依然在后方活动不辍；抗战胜利后，学会迁返南京，当时理事长为胡焕庸，监事为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总干事为李旭旦。尽管中国地理学会在成立之初兼收了很多中国地学会的成员，但是两个学会的联系较少，直至1950年才合并为当前的中国地理学会。而之所以最终中国地学会被合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地理学会的会员相较中国地学会的会员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师承关系。
第二，“南胡北黄”的地理学发展格局。胡焕庸和黄国璋都曾在中央大学任教。不过，黄国璋并非竺可桢的亲传弟子，且师承美国地理学。相比之下，留法的胡焕庸不仅是竺可桢的学生，而且在1930年就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128］。因此，黄国璋在中央大学时有被边缘化的感觉。终于，1936年黄国璋北上执掌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并担任中国地学会的副理事长兼总干事，后又在城固创办西北联合大学地理系、在西安创办西安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129］，也是中国第一个地理研究所的领导人，从而与胡焕庸领导的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中国地理学会总部）对峙，形成了地理学的“南胡北黄”格局［26，130］，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
第三，朱家骅与中山大学地理学的发展。朱家骅是德国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自1927年参与中山大学校务。当时，中山大学尚未设置地理系，他于是选派经济、地质和历史系优秀毕业生前往西欧学习地理［47］，并且于1929年创立了中山大学地理系，通过“国际联盟”聘请德国基尔大学的克雷特纳为第一任系主任。在克雷特纳教授任期内，中山大学招收了周延儒、周立三、林超、黄秉维、梁溥等后来知名的地理学家。后来，朱家骅与陈立夫先后轮任组织部长和教育部长等职，二人在用人行事方面相互排斥［130］。陈立夫作为教育部长直辖中央大学，并聘请胡焕庸等为教育部首批三十位“部聘教授”。部分为了抗衡陈立夫，朱家骅创建了中国地理所，并聘请转投朱家骅门下的黄国璋担任所长。此外，为了制衡胡焕庸的势力，朱家骅邀请顾颉刚在中央大学兼职［131］，导致了胡、顾二人也存在一些矛盾，使得民国时期中国人文地理学内部存在较为复杂的派系。
第四，胡焕庸与任美锷的纠葛。胡焕庸在中央大学期间，曾指导过任美锷和李旭旦，并与张其昀一起指导两人合译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1939年，任美锷获得博士归国后，追随张其昀到浙江大学史地系执教。1943年，任美锷想调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是未获得胡焕庸同意。为此，任美锷只得暂居复旦大学史地系，这可能引发了任美锷内心对胡焕庸的不满。因此，胡焕庸1950年完成政治学习后，虽然想重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受到后来长期担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任美锷阻扰。最终，胡焕庸仅谋得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兼资料室主任一职。不过，胡焕庸在任苏州中学校长时期，曾积极保护过参与政治的学生孙陶林。1949年之后，孙陶林担任新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从而自1953年将胡焕庸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49］，这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发端。由此来看，师承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地理学学术派系的形成演变，也在某些情况下会推动学者工作地乃至学术重心的空间转移。

4 讨论与展望

本文在梳理当前国内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思想史研究的师承关系视角，并以民国时期的知名人文地理学家的师承关系为例，探讨了师承关系背后所体现的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如学缘网络与学术传承、中西方思想的融合和创新、学术派系与学科内政治关系的形成。总的来看，在民国时期，以“竺可桢—胡焕庸—吴传钧、李旭旦”为代表的师承关系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这种师承关系既能够部分解释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承和创新，也部分解释了民国时期“南胡北黄”的地理学发展格局及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人文地理学兴起的原因。
笔者认为，师承关系为地理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也能够为一系列相关问题提供重要启发。第一，理解地理学思想史的网络视角。无论是库恩的范式理论还是约翰斯顿对地理学中的社会结构的思考，都指出了科学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但是，范式、共同体或流派过于抽象，也存在人为强加界定的嫌疑，而师承关系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的理解科学共同体的人物网络视角。这一视角不仅易于基于硕博论文或个人简历等资料展开实证分析，在教学中也很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提升地理学思想史研究和教学的可操作性和生动性。第二，学术流派形成的具体过程。学派的形成不只是一系列承载思想的文本（论文、著作）的集合，也涉及提出和传播这些思想的人以及体现在文本之外的默会知识。因此，师承关系是理解地理学思想流派变迁的一个有价值、也很有趣的分析视角，能够直观地呈现学科的发展过程、学科内部的核心人物，以及不同学缘关系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师承关系不仅能够从某个侧面反映地理学思想的传播扩散［89］（如森普尔对拉采尔学说在美国传播的推动作用）和地理学传统的延续［132］，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中西方交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多样性［61］、西方主义［60］、错位［65］乃至断裂［59，64］。第三，学科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学科的发展既是不同观点去伪存真、交替取代的过程，也存在一系列的“政治”［133］。师承关系则是理解学科内部“政治”的一个有益视角。如鲍曼曾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但是与时任系主任的Derwent Whittlesey之间没有学缘关系，因而对于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没有作为［51，53］。第四，由于师承关系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想的传承和学派的分化，因此，师承关系对于提高科学基金申请的公平性、打破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推动人才培养的多元性等现实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然，未来师承关系视角下的思想史研究中仍存在大量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师承关系如何影响思想传播和变迁？师承关系到底是推动了思想的传承还是革新（如顾颉刚对胡适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思想传承中所形成的更多是学派还是“学阀”、连续的师承关系是否代表了一种“小圈子”乃至思想的停滞？师承关系影响思想流变需要哪些条件、又受到哪些因素的交互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仅需要关注师承中导师所起的作用、导师的风格以及基金资助和职称考评等制度的影响，也需要更深入地基于谱系学、默会知识等理论进行更为具体的考察，不能一概而论。同时，师承关系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其对学科、学派和思想传承的影响机制需要进行严谨细致的检验。如吴传钧、李旭旦都留学于英国，但是其区域思想受到了法国学派和哈特向论著的重要影响，这些影响虽然可能部分源自留学中其导师的推荐，但是也反过来提醒我们在分析思想传承的影响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第二，师承关系对当代地理学思想的演变有何影响？随着当前地理学思想学说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如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学生都能够方便地阅读来自全球各地的地理学家的最新学说）和求学选择的多样化（如当前的青年地理学者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往往会选择不同的导师），师承关系对思想传承和学术流派的形成变化的影响是否已经变弱？哪个教育阶段对思想和流派形成演变的影响更大？第三，师承关系的度量是否受史料来源的影响？本文所关注的是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家。这一时期的知名地理教育机构和导师数量很少，加之能够流传至今的史料中关于知名地理学家的必然相对更多，因此乍看之下，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知名地理学者之间都有师承和学缘关系。但是，也需要思考史料获取难度和渠道是否会引发分析结论的偏差。同时，史料选择背后实际上还涉及思想史研究中关于“谁”的思想的争论［134］——知名学者的回忆录当然主要记述的是精英化的思想。广大地理专业毕业生的地理知识，乃至广大群众对地理观念的理解（如“时局图”），可能不会有明确的史料记录，但是不能说这些不是地理学思想史的关注对象。最后，本文的核心目的是提出从师承关系角度理解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问题，对民国时期知名人文地理学者的师承关系和派系形成的梳理作为理解该理论问题的案例，既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也可能受本人史学训练不足及所引用资料可信度的影响而存在错漏之处。如有不当，欢迎各位读者勘校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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