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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

2025 , Vol. 3 >Issue 2: 15 - 28

DOI: https://doi.org/10.20125/j.2097-2245.202502002

Special Column: The Theoretical Frontier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Chinese Practice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sights on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 WANG Yu , 1 ,
  • XU Aili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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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 2. School of Glob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NR4 7TJ, United Kingdom

Received date: 2025-02-25

  Revised date: 2025-05-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9-28

Fold

Abstract

Urban infrastructure serves as a crucial vehicle for understand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is a central focus of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research. However, the complex socio-natural dialectics and sociopolitical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se infrastructures have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with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ontex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urban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employing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 examine 157 English-language articles index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1987 to 2024.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has evolved along multiple pathways, primarily encompassing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from a neo-Marxist perspective, micro-political analysis from a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and everyday practice analysis from a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Within these analytical frameworks, scholars have explored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the commodifi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re-naturalization of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uncovering the complex power dynamics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practices embedded within these processes. These studies also critically examine how capitalism shapes and reinforces unequal access to water-related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disparities in urban living experiences. The ontologic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developed in international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literature offer significan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spatial production processes of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amid the Chinese urbanization. Furthermore, the rich experiences in China—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state-capital relations,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s, and socio-natural dynamics—hold great potential for advancing and enriching existing theories of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Key word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infrastructure; hydropolitics; research progres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WANG Yu , XU Ailin .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sights on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olitical Ecology[J]. 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5 , 3(2) : 15 -28 . DOI: 10.20125/j.2097-2245.202502002

0 引言

随着全球范围内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激增的城市人口和密集的经济活动使得保障清洁水源供给、污水处理以及防洪减灾成为城市发展与治理的重要议题［1］。在此背景下，一系列复杂的城市水基础设施系统作为解决方案应运而生［2-3］。广义而言，水基础设施被用来指代支持现代化社会人类健康和经济活动用水需求的一系列物理系统和组织机制［4-5］。在城市语境中，传统水基础设施包括供水、污水和排水三大系统［6］。供水系统（如输水管网和净水厂等）和污水系统（如污水收集管道和污水处理厂等）奠定城市发展基础和保障公共健康；排水系统（如堤坝、排水管网和蓄洪区等）则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减少雨洪风险。近年来，伴随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立和生态文明理念的兴起，传统水基础设施的功能进一步拓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引入蓝绿基础设施（如雨水花园、湿地公园和生态河道等），不仅美化城市景观，还兼具生态保护、环境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城市水基础设施经历了从单一功能设施到多功能复合系统的演化过程，也伴随了城市空间格局、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
早期城市水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改进，试图借鉴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模式改善城市供水和卫生，但批判地理学者敏锐地指出水基础设施不仅是技术性和工程性产物，也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集中表现，并与其所处的文化历史环境息息相关［7-8］。在规划、建设、运维管理和更新衰败的全生命周期中，基础设施通过配置人、物、自然、资本等要素，持续塑造和重构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9-10］。而这一配置过程往往由少数精英群体主导，使隐形的权力蕴含于基础设施之中［4，11-12］。同时，基础设施存在差异化的社会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常常使富裕社区的需求优先得到满足，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分层［13-14］。基于这些观察，城市政治生态学成为新兴研究路径，强调水基础设施是理解权力运作、自然和城市发展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介质。该领域的学者指出，水基础设施应被理解为一系列自然水流、制度实践、治理手段的集合，其本质是物化的权力关系配置，而非“中立”的技术系统，从而揭示技术叙事下所掩盖的政治属性［15-20］。为此，在当前城市面临气候变化和社会矛盾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城市政治生态学这一批判性视角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为重新理解水基础设施与城市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也为以水基础设施为核心推进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一座城市的新陈代谢过程（metabolism）深深根植于其地理情境。城市政治生态学尤其强调城市—自然的不可分割性，并突出了自然和空间在城市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一视角解构了传统城市研究中的城市/自然，社会/自然二元对立认知，将城市理解为社会—自然混杂体（socio-nature hybrids）［21］；为此城市新陈代谢过程被视为动态变化的结果，其中既涉及自然的生产，也包含被生产的城市自然［22-27］。水基础设施在城市新陈代谢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既改变水的流动形式和形态，又通过治理和制度安排重塑社会关系。因此，城市政治生态学者将水基础设施理解为水—社会循环过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所呈现的生物物理状态不仅是社会权力结构的选择，同时在空间层面将权力固化于看似自然的水—社会系统之中［28-30］。换言之，水基础设施的配置和水的循环流动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产生不均衡的地方化影响和结果。水基础设施也反映了特定情境中资本、阶级、性别的力量，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城镇化和政治生态演化背后嵌入地方的过程和动力机制［31-32］。
虽然在国际政治生态学和人文地理学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城市水基础设施在中国学术语境中仍主要被视为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工程技术支撑，其背后复杂的历史生产过程、社会—自然辩证关系、权力互动机制等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33-36］。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全球化、城镇化、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嵌入于国家、资本、社会、自然的动态关系之中，这为深入理解水基础设施与城市共同演化与生产的过程和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37］。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1987—2024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157篇相关英文文献为基础，通过质性系统性综述回顾城市水基础设施的国际研究进展，揭示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不同研究范式如何分析水基础设施的社会—自然关系、权力结构及空间生产过程。同时探讨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水基础设施研究对理解中国城镇化实践和丰富政治生态学理论有哪些启示。本文关注以下核心问题：第一，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国际水基础设施研究呈现何种特点和趋势？第二，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国际水基础设施研究有哪些主要研究范式和主题？第三，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国际水基础设施研究对理解中国的城镇化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有何启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介绍文献收集和筛选过程，并对文献进行系统的质性描述；其次，总结国际水基础设施研究的三大主题——商品化、现代化、再自然化；最后，总结并提出研究启示，讨论中国情境下的水基础设施研究对国际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潜在价值，以及引入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对理解中国城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1 文献概况

1.1　数据和方法

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作为数据来源，设置检索词为“水（water，hydro*）”“河流（river*）”“水利（hydraulic）”“城市（urban*，cit*，metropoli*）”“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等①，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1987—2024年（见图1）。该时间限制源于Blaikie和Brookfield［38］在1987年发表的著作“土地退化与社会（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中首次确定了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范式。为降低主题检索带来的不确定性，本研究首先通过浏览检索结果的标题、摘要等信息，限定研究对象为城镇化进程背景下的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水基础设施。在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后，筛选文章为辩证批判看待城镇化进程中自然水流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关系性研究，最终筛选出157篇符合研究主题的英文文献作为分析样本。
图1 系统性综述技术路线图

Fig.1 Technical roadmap of the systematic review

本研究采用质性系统性综述与文献计量学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回顾和分析。系统性综述（Systematic Review）是一种通过明确、具体且可重复的步骤，检索、评估并整合某一主题所有研究结果的方法［39］。其主要研究步骤包括提出研究问题、确定检索方案、以及筛选和分析结果，该方法有助于识别研究的共性和差异，以指引未来的研究［40］。具体操作上，本研究对157篇文献进行了全文阅读和主题编码，重点识别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及范围、分析视角以及核心关注。通过整合和比较，识别出相互关联且具有共同理论意义的研究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1进一步验证和分析所归纳的研究主题和演变趋势［41］。通过上述步骤，本文最终分析归纳出三类主要议题，既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式，也揭示了近年来城市政治生态学关注的转向和演化趋势。

1.2　发表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末，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水基础设施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国际学界的发文数量呈显著的增长趋势（见图2），经过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该领域已成为全球城市环境研究的重心之一。在文章期刊分布上，过半数的研究被收录在地理学期刊，前五大发文期刊分别是《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Nature and Space》（17篇）、《Geoforum》（14篇）、《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3篇）、《Water Alternatives》（11篇）和《Urban Geography》（7篇）（见图3）。在文献主要研究区域中，近四成的研究集中在亚洲区域，其中案例点选取在印度的水基础设施研究最多，达20篇；第二大研究区域为北美洲，共有18篇文献案例点选取在美国；其余文章数量较多的区域分别为非洲、南美洲和欧洲，反映了政治生态学者对不同地区多样化水治理挑战的关注。
图2 1997—2024年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水基础设施研究的国际发表趋势

Fig.2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trends in water infrastructur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from 1997 to 2024

图3 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水基础设施研究的主要发表期刊

Fig.3 Major journals that publish articles on water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1.3　关键词网络

城市水基础设施所具备的复杂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特征使其成为一个跨学科议题。国际水基础设施研究因此呈现多学科介入的特点，涉及地理学、环境研究、政治学、城市研究、发展研究等学科。图4展示了国际文献关键词分布的特征，其中包括了水基础设施在不同时间、空间尺度的多元议题。以政治（politics）和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为中心，文献在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城镇化（urbanization）、私有化（privatization）以及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背景下，对城市水基础设施的治理（governance）、国家（state）、非正规性（informality）、知识（knowledge）与空间（space）等议题均有探讨。
图4 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水基础设施研究关键词网络

Fig.4 Keyword networks of literature on water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1.4　关键词突现

本文通过关键词突现（Burst）呈现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水基础设施研究热点的阶段性演变。表1展示了关键词强度（strength）和突现（Burst）的不同时间跨度，其中“强度”越高，表示该关键词在对应时间阶段内的学术影响力越显著。其中，研究大致可划分为3个主要演化阶段。在2001—2010年间，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宏观资本主义城镇化进程中的水政策（policy）和国家（state）角色转变，聚焦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下水的政治化和商品化过程。早期研究代表学者如斯威格道（Erik Swyngedouw）、海宁（Nik Heynen）、凯卡（Maria Kaika）等，研究集中在以网络（networks）化水基础设施为标志的现代（modernity）全球北方城市，为批判性的城市政治生态学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2015年以来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s）层面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将城市水基础设施网络之外的非正规实践（informality）放置在城市新陈代谢（urban metabolism）过程之中，以知识（knowledge）权力为核心，充分探讨了公民身份（citizenship）、空间（space）正义、性别（gender）平等议题。第二阶段的代表学者如洛夫图斯（Alex Loftus）、劳洪（Mary Lawhon）、鲁斯卡（Maria Rusca）、库依（Michelle Kooy）等，研究扩展到全球南方城市的在地化实践，有效补充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微观权力关系分析。近5年来，研究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生态维度，聚焦于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所提出的治理体系转变，批判转变过程中水基础设施呈现出更大的社会分层和新挑战，代表学者如米林顿（Nate Millington）、卡森斯（Joshua Cousins）等。
表1 国际水政治研究关键词热点演变

Tab.1 Keyword burst of literature o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water infrastructure

关键词 强度 起始年 结束年
政治（politics） 2.59 2001 2014
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 1.59 2001 2013
城镇化（urbanization） 1.91 2007 2013
政策（policy） 1.48 2007 2019
国家（state） 1.40 2008 2012
私有化（privatization） 1.70 2010 2013
现代性（modernity） 1.47 2010 2018
干旱（drought） 1.26 2011 2013
网络（networks） 2.55 2012 2016
供水（water supply） 1.80 2012 2014
非正规性（informality） 2.59 2015 2018
城市新陈代谢（urban metabolism） 1.91 2015 2017
公民身份（citizenship） 1.28 2015 2020
知识（knowledge） 2.13 2016 2017
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s） 1.18 2018 2019
空间（space） 1.46 2019 2021
性别（gender） 1.24 2019 2022
治理（governance） 2.52 2020 2024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1.79 2021 2024
不平等（inequality） 2.14 2022 2024

来源：笔者依据文献计量学中的关键词突现（Burst）方法进行统计。

总体来看，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水基础设施研究热点正从宏观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国家权力的批判，逐步转向在地化、不均衡的基础设施实践的微观权力关系分析，最新扩展至治理—生态—社会的复杂关系互动。关键词演变表明，在环境公平正义的共同关注下，该领域研究议题多元，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学科维度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案例和理论基础，并呈现出更细分、跨尺度的发展趋势。

2 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水基础设施研究的主要议题

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水基础设施的研究议题非常丰富，并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治理理念的升级、社会需求的多样化而演变。在全球城市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水基础设施系统网络的建设、更新、维修、废弃不仅呈现出多样性、流动性、非线性的特征，而且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水和城市关系的不断变化及其相应的认识和理解。例如：水的属性和功能有哪些；水的生态服务和功能应该如何被配置；水的污染物和冲突应该如何被治理。城市政治生态学者以特定的水基础设施（例如供水、污水处理、防洪、生态修复设施）为研究切入点，分析水与城市共同生产、相互塑造过程背后的复杂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并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全球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2.1　水基础设施的商品化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崛起，以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方式来寻求利润并实现资本积累的经济生产方式对全球城市地区的水基础设施网络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42-44］。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框架下，水的商品化成为早期城市政治生态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议题。
首先，政治生态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浪潮下水基础设施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并非源于对效率的技术追求；相反，其背后有更大的、隐性的政治和资本力量推动。Bakker［45-46］通过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水的商品化过程所涉及的多重机制。在话语层面，以“水稀缺”为核心的去政治化话语叙事，将由结构性矛盾造成的社会危机塑造成自然水分配不均的自然危机，建构起新自由主义制度化改革的合理性基础［47］。随着“水稀缺”话语的扩散，国家主导的水基础设施管理模式被认为是失败的，市场机制被塑造成确保安全充足供水的唯一解决方案［48］。1992年《都柏林原则》的发布确立了国际层面水的本体论转向，水被重新定义为可以通过交易的“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主张建立“全成本回收（full-cost recovery）”的定价体系，使水价与其生产价值（productive value）挂钩，而非作为公共物品提供［46］。以开普敦的水危机为例，政府通过“干旱”叙事合理化阶梯水价制度，强化市场化逻辑，实则掩盖了南非长期遗留的水治理结构矛盾［49］。在制度层面，水法改革一方面将地下水取水权与“正式”土地产权绑定，强化取水权的私有属性；另一方面，全成本回收原则将支付能力确立为用水的核心条件，水的经济属性被进一步固化，为私人资本的介入奠定了法制基础［50］。在物质层面，国家逐步将水基础设施的资产所有权以及运营管理职责转移到私营部门。在阿根廷，跨国大型水务集团以及低成本获取特许经营合同，垄断水供给并以资本优势重构市场秩序，私人资本的介入冲击了国家主导的水基础设施治理权力关系，既激发民众对“水稀缺”语境的恐慌又瓦解了政府公信力［42］。总体而言，水基础设施的商品化不仅推动资本积累，同时也受到资本积累过程的影响和维持。针对新自由主义在城市水基础设施领域的蔓延，以斯威格道和凯卡为代表的政治生态学者们强调，城市供水和卫生服务应被视为人人平等享有的基本人权而非经济商品，水的私有化模式不应一味地遵循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标准，而应充分考虑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议程，并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视角进行批判性分析［15］。
其次，自然水具备流动性、不稳定性、多形态等独特的生物物理性质，并承载多重社会文化价值，使其成为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最“不合作的商品（uncooperative commodity）”［51］。因此，水基础设施的商品化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体现出制度安排与治理模式在不同地方政治生态上的差异。以城市供排水基础设施为例，水私有化的制度安排涵盖了资产所有权、资本投资责任、运营维护责任、风险分担以及合同期限等多重变量［52］。完全私有化指基础设施的资产所有权及所有运营责任从政府转让给私营企业，典型案例是19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完全私有化改革［53］。商业化则是指在资产仍归公共所有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将建设、运营和维护等责任转移到私营部门。商业化模式非常多样，包括服务外包、委托管理、建设—运营—转让（BOT）等。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大型水务集团（如法国威立雅集团和苏伊士集团）与政府的公私合营（PPP）形式最为常见［54］。
此外，水基础设施的商业化往往伴随着水制度改革和管理机构重组。在公私合营的制度形式中，跨国资本深度介入水治理机制，公共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决策空间不断缩小，强化了水的商品化属性与商业化运营，并优先考虑经济效率和成本回收。然而，自2010年来，水基础设施的商业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逆转。一部分国家（如法国、西班牙和德国）进入了再公有化（re-muncipalization）进程［55］，而另一部分国家（如智利、阿根廷和英国）则进一步推进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即将水基础设施资产纳入资本市场，以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56］。水基础设施商品化的多样性和丰富的类型学特征挑战了技术决定论的单线叙事，凸显了地方政治生态对全球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在地化重塑。
最后，伴随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全球的蔓延，政治生态学者深入揭示了水基础设施私有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深远影响。研究指出，水基础设施的私有化体现了全球资本通过剥削进行积累（accumulation through dispossession）的空间实践，而国家权力的后退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再生产，城市贫困人群成为这一过程的最大受害者［57-58］。例如大量研究表示，城市水设施私有化的政治生态结果之一，是形成供水和卫生设施获取的社会分层；城市基础设施覆盖的扩大使得精英阶层获得更优质的服务，而贫困家庭因无法承担高额的基础设施运营维护费用被迫脱离供水网络，从而被剥夺了基本的用水权利［48］。同时，私人资本的逐利属性进一步加剧对自然的剥夺，由于污水处理投资不足，水污染问题加剧，进而导致河流生态遭受严重破坏。这不仅恶化了贫困人群的居住环境，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进一步激化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59］。
简言之，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水基础设施的商品化研究揭示出，任何一个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城市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有其政治经济属性。水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商品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城市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网络的发展都是资本结合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复杂的权力关系对自然加工、配置和转化的结果［44，60］。

2.2　水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伴随全球化语境下“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愿景，全球南方城市兴起并推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水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普遍、无差别、正规的“现代”网络化城市水基础设施系统［61］。然而，基于西方工业城市经验所衍生的现代化愿景和南方城市具体现实之间的联系始终是模糊的。作为19世纪快速、混乱的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下的产物，水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具有高度的地理不均衡和物质碎片化特征［13］。在全球南方城市，特别是城市边缘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与正规的网络化供水基础设施并行的非正规基础设施（informal infrastructure）［62-64］。这些非正式城市水基础设施为满足现代家庭和城市的运作需要而产生，但本质是异质化和碎片化的，不仅无法弥补正式基础设施不完全所带来的公共服务差距，反而给不同行为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日常生活体验［65-66］。在这一背景下，居民在应对基础设施的不稳定性时发展出多样的避险实践，并在过程中催生在地化知识，揭示了微观层面上权力机制如何在日常用水实践中运作和再生产。因此，城市水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成为该领域活跃讨论的另一组重要议题。
相较于水基础设施私有化议题着重关注宏观的国家权力（政策、话语、机构设置等）、资本运作和阶级结构，该议题下的研究更聚焦于讨论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政治”（mundane politics），即权力关系如何在微观尺度上通过基础设施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具化呈现［67］。在这一视角下，学者们通过分析日常的行动与策略，捕捉全球南方城市转型下异质化水基础设施的形成机制及其所造成的不平等用水体验。他们将日常实践概念化为对不同形式的统治结构、资源排斥与社会控制的抵抗形式［68-69］。该议题的核心在于探讨居民如何通过行动利用、适应甚至重构基础设施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关系，以期在正式城市空间中尝试构建更加公平的生活体验可能性［67，70-71］。
首先，该议题讨论了城市水基础设施如何受到混合制度安排和分散权力形式的影响。以非洲供排水系统为案例的研究中发现，规划师、工程师、公共卫生公务员、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行为主体，根据自身立场对“基础设施现代化”规划文件转译谈判的过程中，围绕基础设施的想象、话语与技术各自采取适应、挪用、混合乃至拒绝等不同策略［72］。由此形成的水基础设施网络不仅高度异质化，且呈现出非计划性的、相互矛盾的特征。与此类似，印度供水管网的铺设受到土地所有权和商业精英的影响，只有拥有正规房屋产权和具备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能够接入系统，而城市边缘的非正规居住区居民及贫困人群则依赖公共取水点和社区管理的池塘获取用水［73］。 这些案例表明，水获取实践不仅取决于技术性的制度安排，还受制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本地化的社会关系网络。
其次，在国家权力的角落和缝隙中，大量研究讨论了弱势群体如何采取多样化行动策略以保障基础设施的获取和使用。在印度城市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破碎老旧的供水系统无法提供干净且充足的水源。为此，弱势群体在地方政治体系中斡旋，通过动员社会网络与党派议员和警察协商、博弈，争夺水的管理和分配权，以改善自身的用水条件［74］。这些复杂的行动策略和日常实践使地方性微观权力关系不断运作和重组，逐步形成新的治理格局。
同时，该议题强调用水体验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供水劳动中所承担的负担，以及这些劳动如何受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Sultana［75］研究了性别、水获取和城市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揭示女性在取水过程中面临时间成本、体力付出、情感消耗与社会冲突等多重困境。非正规取水路径将女性困于家庭和公共水源之间的固定时空轨迹之中，限制其参与有偿就业和公共政治的机会，进而强化其“不完整”的公民身份［76］。此外，在水稀缺条件下，女性取水的身体疲劳与心理负担往往被社会常规化，成为被忽视的隐形劳动［77］。当水基础设施被彻底商品化时，女性身体也被卷入资本积累的链条［78］，加剧其所承担的不平等与不易被察觉的风险［79-81］。
最后，研究者们进一步对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现代化想象提出质疑。尼泊尔在2015年地震中，现代化供水网络瘫痪，居民重新使用传统的、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想象的石制喷泉来获取水来源，并将活化和改造传统文化遗产作为重建城市的重要叙事［82］。石质喷泉一方面反映了居民对现代化霸权发展路径的不满，另一方面使非正式的传统文化实践获得正当性，从而挑战现代化城市的既定想象。这一过程表明，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路径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在特定的社会价值观、文化习俗与身份认同的重新塑造下，形成了不同的在地化现代性变体。
总体而言，区别于商品化研究对于资本、自然和社会正义的关注，水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议题更强调基础设施的在地化以及非正规实践。在现代社会，水的流动性、基础设施“隐藏”的物理技术系统以及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塑造共同决定了水源的分配和获取， 并在个体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等不同尺度之间，围绕水基础设施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协商和权力博弈。在互动过程中，不同的权力社会关系进一步塑造出围绕水的价值观、身份认同与生活体验，最终构成了异质化且破碎化的城市基础设施集合［83-84］。

2.3　水基础设施的再自然化

近十年来，随着绿色城市主义的蔓延，人们愈发追求更自然的城市生态空间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满足公众的绿色需求，迎合国际社会提出的绿色议程，并为自然“赋权”，一系列融合自然元素的水基础设施被重新概念化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NBS）［85］，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范式和实践选择。然而，学者们犀利地指出这种绿色“创新”往往是在自然的掩护下生产出更不均衡的城市水生态空间［86］。由此，水基础设施的再自然化成为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新兴研究议题。
首先，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指出“再自然化”的愿景并不天然等同于环境正义。“再自然化”一词最初在河流治理中被提出，旨在通过恢复生态功能减少河流污染和洪涝风险。然而，其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被土地再开发所利用，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87］。早期波特兰市的滨水区再开发便提出治理河流污染，将自然归还于城市空间，然而河流治理、产业升级、城市复兴等理念并未实现，最终服务于房地产资本主导的土地增值［88］。随着绿色治理概念兴起，多种形式的蓝绿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推行，例如美国底特律的绿地再开发［89］、美国洛杉矶的雨水花园和滞洪水景［90］、巴西圣保罗的防洪河谷公园［87］、中国台北的河岸自然化治理［91］、印度德里的洪泛区自然基础设施［92］等。这些蓝绿基础设施无一例外在“自然”的话语下被用作城市更新工具，服务于房地产资本。沿河居民在河道“自然恢复”的语境下被迫搬迁和驱逐，面临住房不安全和生计丧失等问题，而有关当局则通过居民搬迁释放绿色土地，为新一轮的资本介入铺平道路［87，92］。同时，资本对土地价值和城市空间的重塑使得住房成本提高，原居住于此的低收入家庭被迫离开，进而加剧土地绅士化的趋势。此外，研究还扩展到了水基础设施与绿色债券的结合，使金融市场深度嵌入水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管理，导致水治理资本化和环境不公正［93-94］。
其次，一系列依附于水基础设施的治理技术，在“绿色”“自然”“智慧”等去政治化的语境下进入水治理章程。其中，数据化水基础设施治理是该研究的新兴议题。以美国为例，加州在经历严重干旱后，洛杉矶政府提出“流量控制”的量化用水模型，通过“智慧数据”和“可持续水管理”等策略，将水治理简单化为技术挑战，实则回避了结构性社会不平等问题，并排除了社会群体的政策参与［95］。此外，数据筛选和人工智能在水基础设施中的应用进一步强化了权力结构的不均衡。已有研究指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受制于政府和社会精英群体的控制，强化了治理的排他性；而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用在提高水资源分配效率的同时，因其缺乏透明度，在差异化定价过程中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96-97］。
最后，“雨水与污水回用”作为再自然化议题下的重要讨论，体现出技术话语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紧张互动关系。以美国匹兹堡的雨水治理为例，学者们探讨了水利专家与工程师如何运用科学知识权威，将“雨洪”从“灾害”重新定义为“资源”，将蓝绿基础设施重新塑造为去政治化的技术工程，以推动基础设施的融资和应用。但在实际工程设计中仍沿用传统的灰色基础设施方案，更民主的公众政治参与空间被压缩，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风险［98-99］。“污水回用”的研究多集中于“水循环城市”的理念框架。例如，美国洛杉矶的水循环城市计划提出重新认识污水，倡导污水的资源化回用可减缓对外部水源的依赖；但在“循环利用”等技术话语下掩盖的是基础设施金融化的风险，以及水费进一步调整对低收入群体的不利影响［100］。截至目前，“水循环”“污水回用”等宏大愿景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地方政府、工程师与非政府组织在实施方案上的争议，以及公众对水循环愿景的缺乏信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水基础设施的再自然化进程在生态恢复、绿色转型的议程下，往往通过对“自然”的重新建构和技术化再生产，掩盖了其所嵌入的资本逻辑和社会排斥机制。水基础设施一方面通过“为自然赋权”获得治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自然的再商品化，成为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另一种工具，加剧了环境新自由主义（environmental neoliberalism）和绿色资本主义（green capitalism）的蔓延［101］。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环境不正义的既有权力结构不仅未被改变，反而被进一步固化［102-103］。

3 总结与启示

基于1987—2024年收录在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157篇英文文献，本文系统性回顾了国际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水基础设施研究，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其主要研究议题和演变趋势。文章介绍了水基础设施在城市新陈代谢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其与社会、自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并指出水基础设施不仅仅是技术性产物，更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体现。通过综述，本文发现水基础设施文献主要围绕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微观政治分析和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日常实践分析展开，并呈现出商品化、现代化和再自然化三大主要研究议题。商品化议题下的研究揭示了水基础设施私有化如何推动资本积累，并加剧社会不平等；现代化议题则关注全球南方城市的特殊背景下水基础设施的非正规性和日常政治；再自然化议题则讨论了蓝绿基础设施如何在绿色、自然、可持续等“创新”话语和实践下掩盖其资本化和去政治化的本质，批判了环境新自由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的蔓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水基础设施发展经历了与全球其他城市类似的阶段。早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供水网络系统的建设和扩展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许多城市修建了大型水库、管网和泵站，以保障稳定的自来水供应。随着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上升，污水处理设施逐渐成为城市水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国家开始强调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手段净化废水，以减少水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近十年来，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下的防洪与应灾设施建设成为水基础设施的重要延伸。城市治理者逐步引入“海绵城市”等与NBS相似的理念，强调利用自然系统，如湿地、滞洪湖、透水铺装等，提高城市水体的自净能力和防洪韧性。同时，城市排水系统也经历了从传统雨污合流制向分流制的转变，以降低暴雨期间污水溢流的风险，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效率。随着生态文明的深入推进，城市水基础设施的功能进一步拓展，不再仅限于满足水资源管理需求，而是向多功能、多层次的蓝绿基础设施演化。现代城市中的水系统被纳入景观设计、生态修复和公众教育等范畴，例如沿河公园、城市湿地、绿色屋顶和雨水花园等新型设施。
既有的中国文献对城市水基础设施的研究呈现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集中于探讨基础设施作为工程技术系统对自然水流的改造和控制，及其所实现的具体功能［104］。通过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城市水基础设施研究的系统性综述，能重新认识城市新陈代谢过程和社会—自然关系的再生产。在此视角下，基础设施不再是支配或控制自然的工程技术系统，也不是静态的物质实体，而是不断重构的、动态的、复杂的关系和过程。这为理解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排水管网、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海绵城市等水基础设施形态的历史演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尽管从形式上粗略看，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水基础设施发展与国际大多城市接近，经历了从单一工程管理向综合生态治理的演进。但在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仔细思考中国城市的环境、生态、景观变迁，水治理权力关系的重组，节水话语等水知识文化的建构，以及水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社会—自然再分配，都能为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的内涵。
随着中国经历不同的城市化阶段，水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空间载体，能够揭示国家、资本、自然在城市生态空间转型过程中的复杂互动，反映特定宏观政治经济转型和微观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并记录中国城市转型和治理的创新实践［37，105-106］。例如，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中国大多城市供水体系经历了政企分离的市场化改革，成立了自来水公司，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引入外资开展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加速城市供排水的市场化改革［107］。大量供水、排水和防洪设施的塑造体现了一种特定的国家—资本关系，即国家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维护资本积累的条件，从而巩固中国现代化物质基础。然而，在更趋于平衡发展的阶段，城市水务因其重要的民生属性、发展模式经历了重大调整。外资逐渐退出，以北京首创、深圳水务等为代表的集团化和一体化国有控股加股权合作的新模式逐渐兴起。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结构调整，实现了相对平价普惠的饮用水供给和污水处理服务，极大地支撑了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单一的资本积累逻辑，而且推动了生态修复和生态公共产品的创新供给，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国家—资本—自然关系的复杂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国家—资本—自然关系的持续重构，这个重构过程有助于缓解甚至逆转资本和市场单向驱动模式所带来的生态与社会挑战，并符合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这彰显了中国政府在经济推动者、社会公平维护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中的定位，表明这些角色并非相互矛盾，而是通过精细化的国家—资本—自然互动实现了灵活适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创新权力—资本关系，向全球可持续、公正、包容的城市发展探索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范式。
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实践案例的潜力还有待更广泛、更深入地挖掘。尤其近些年来在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城市水基础设施的价值已超越污染治理或单一水质指标等狭隘目标。从再生产社会—自然关系以及重塑国家—资本—自然互动的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来看，这些基础设施不仅能够吸引政治关注、调动财政资源、改善生态条件、提供社会服务、创造经济机遇，同时也避免了资本积累逻辑下的自然过渡商品化或市场化。实质上，中国的城市水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政策制定者、实践者、投资者和市民提供了一个重新想象城市生态空间潜力的平台，也为学者们重新审视城市生态空间，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要义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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