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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理学报 >

2024 , Vol. 2 >Issue 4: 29 - 39

DOI: https://doi.org/10.20125/j.2097-2245.202404003

“性别视角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新趋势”专栏

家庭还是工作？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

  • 曹志强 ,
  • 刘涛
展开
  •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未来城市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刘涛（1987—），男，安徽宿州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人口迁移、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曹志强（1999—），男，山东沂水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与城镇化，E-mail：

收稿日期: 2024-09-09

  修回日期: 2024-11-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31)

收起

Family or Work?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Migrants

  • CAO Zhiqiang ,
  • LIU Tao
Expand
  •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Center for Urban Future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9-09

  Revised date: 2024-11-0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5

Fold

摘要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研究工作和家庭因素对于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异质性影响，并考察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家庭化迁移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均显著高于就业稳定性，重视家庭团聚已成为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共同优先因素；家庭化迁移的影响并无性别差异，而就业稳定性对男性的影响更高。（2）高等教育的经历明显提升了女性流动人口在居留决策中对工作的重视程度，但却大幅降低了男性对工作和家庭的重视程度，使得工作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均渐趋缩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加需要一个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文化环境。（3）流动经历对男性和女性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性别观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女性的观念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经济能力。文章提出了城市社会环境改善的政策建议及流动人口性别差异和观念转变的研究议题。

关键词： 居留意愿; 性别差异; 家庭化迁移; 就业稳定性; 乡城流动人口

本文引用格式

曹志强 , 刘涛 . 家庭还是工作？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J]. 华南地理学报, 2024 , 2(4) : 29 -39 . DOI: 10.20125/j.2097-2245.202404003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17 China Migrant Dynamic Survey (CM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work and family factors o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migrants and their gender differences, and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du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impact of family migr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employment stability for both men and women, and family reunion has become a common priority value in the settlement decision of China's internal migrants. There is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family migration, while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stabilit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men. (2) The experi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importance of work in the settlement decision-making of female migrants, bu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mportance of work and family for males, so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n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tend to disappear. Highly educated females are more in need of a gender-equal labor market and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3) The experience of migration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gender perceptions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migrants, but women's perceptions are still largely limited by their economic capacity. The article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research topics on gender differences and notion transformations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Key words： settlement intention; gender differences; family migration; employment stability; rural-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构成了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的主体［1-3］。然而，人口迁移流动并非一步到位的过程，而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多次决策过程［4-5］。一方面。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更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预期收益，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流动人口自身人力、社会、经济等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流入地的就业和生活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6-7］。在流入地的工作状况是流动人口居住社区选择、社会融入、心理认同的基础，从根本上深刻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现象日益普遍，随着家庭成员不断在流入地团聚，家庭生计策略的重心也逐渐向流入地转移，为其长期居留提供了更强的内在需求和能力，家庭因素在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过程中愈发重要［8-10］。可见，在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工作和家庭两大因素处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逐渐实现市民化过程决策的核心地位，但二者并非独立存在，已有研究关注并证实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8，10］，而它们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强弱如何，男性和女性是否有不同的考量，仍是亟待考察的重要议题。
围绕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决策问题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前的研究或将流动人口视作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或单独研究农民工、新生代（或第二代）、高技能人才等流动人口的特定群体。有部分研究基于群体比较的视角，探索了不同户籍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在居留决策过程中的差异，揭示了不同群体在居留决策过程中的差异化权衡与考量［11-14］。但在流动人口群体分化逐步加剧的背景下，对于群体内部异质性的比较研究仍相对较少，尤其是从性别差异的视角，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研究较为有限；更具体地说，虽然人口迁移流动的家庭化趋势和行为日渐明显，但仍很少有研究从性别和家庭分工的角度关注工作和家庭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影响，这种研究的缺失导致难以厘清不同性别群体居留决策过程中的权衡与侧重，很难应对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新现象、新需求。
国内外对于性别差异的研究由来已久。针对西方国家生育率持续降低的问题，McDonald （2000）提出的性别公平理论（gender equity theory）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与经济独立性显著提高，女性和男性在经济领域的性别公平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家庭领域的性别公平依然滞后，女性在工作之余仍承担着繁忙的家务劳动及照顾家庭的责任［15-16］。事实上，这种在经济和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差异也贯穿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在传统儒家思想中父权文化的影响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在传统的农村家庭中根深蒂固［17-20］。男性通常在外工作，承担起家庭的主要经济责任；而女性则更多地负责家务和照顾子女，在家庭角色中处于从属和依从地位［21］。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在迁移决策过程中，男性通常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而进行迁移流动，而女性迁移的动机可能更加多样化，除经济原因外，婚姻、家庭团聚、照料儿童等也构成了女性迁移的重要动因［22-24］。然而，这种家庭分工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迁移流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伴随着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分工再调整的社会建构过程，流动人口一方面携带着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的烙印，另一方面也深受流入地社会文化观念的冲击，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不同方式和程度的抗争和适应［25］。这种新的社会建构过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着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已有相关研究发现，男性乡城流动人口的传统“父权制”观念逐渐淡化，越来越注重家庭关系的维持；而女性乡城流动人口在工作决策中也更多地不只局限于家庭的束缚，逐渐拥有着更大的自主权和发言权［26-27］。但不可避免地，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中也会遭遇众多歧视，在就业收入、社会融入等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28-33］，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在观念和行为上的转变。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是否要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构成了其生计策略的重心。在性别角色和分工再调整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由于男性和女性乡城流动人口思维模式等的差异和变化，家庭和工作可能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过程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已有的性别差异研究主要关注男性和女性在迁移动机方面的区别，但随着首次流动年龄的降低，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都更加深刻地受到流入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进而在长期居留决策的过程中得到综合体现。因此，相比于迁移决策，从居留意愿的角度研究性别差异可以更好地体现人们在流动过程中的观念变化，这对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推进尤为重要。
此外，教育是思想观念传播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在中国女性的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及相应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的普及正在深刻塑造着中国女性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对于女性流动人口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提供了更多获取知识、塑造观念、掌握技能的机会，很可能帮助其摆脱传统“父权制”观念的约束与束缚，使其在家庭和社会中逐渐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发言权，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逐渐与男性高度趋同，她们在居留决策中表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向，值得进一步的深入考察［34］。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性别差异，着重探讨不同性别的乡城流动人口在长期居留意愿中对于家庭和工作的权衡和侧重，以丰富对于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群体差异及流动人口性别角色和分工再调整的认识。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和就业稳定性对其长期居留意愿的重要性有何异同？二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这种差异性是否仍然存在？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

本文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调查对象包括在本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年龄为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通过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抽样法，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数据）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进行抽样，样本总量为169 989人。鉴于来自城市和乡村的流动人口在迁移原因、模式等方面具有系统性差异，本文仅关注乡城流动人口群体；由于工作状况是本文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仅对流动原因为务工/工作及经商的群体开展分析。参照相关研究［7，14，35］，本文将乡城流动人口定义为因务工/工作或经商而离开户籍地，年龄在15~64岁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有效样本共109 029人，其中男性63 351人、女性45 678人，分别占乡城流动人口总量的58.1%、41.9%。

1.2　变量设置

1.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参考多数文献的做法，将其设置为二分类变量，将打算继续留在流入地5年以上或永久定居者定义为“有长期居留意愿”，变量取值为1；否则被认为没有长期居留意愿，取值为0［5，36-37］。

1.2.2　自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上，本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和工作两个维度，分别用家庭化迁移和就业稳定性两个指标来表征。在家庭化迁移方面，将有家庭成员与本人同城居住的样本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在就业稳定性方面，现有研究对此基于不同数据来源及数据结构，采用了多样的测量指标。对于在流动人口领域广泛使用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学者普遍使用当前工作的持续时间来衡量就业稳定性［10］。如果流动人口从事当前工作时间较长，可以积累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其就业稳定性越强［10，37］。因此，本文也以从事当前工作时间来测度就业稳定性，这也便于与现有研究的对话。将其处理为二分类变量：1表示从事当前工作1年或以上；0表示从事当前工作不足1年。对于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用其进入流入地的时间代替当前工作的持续时间；对于当前无工作者，取值为0。在实证分析中，分别以3年和5年为分界标准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模型的主要结果基本一致。

1.2.3　控制变量

基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身份和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在流入地的月均收入、职业类型、住房类型、老家有无宅基地、承包地等经济因素，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因素以及流动范围、流入地人均GDP等［4-5，38-40］。此外，与现有研究一致，本文依据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将其划分为人才和非人才，将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视为人才，其他流动人口视为非人才［11，41］。

1.2.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见表1），男性乡城流动人口中具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比例为38.60%，略高于女性的38.00%。男性和女性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高度一致（见图1），与现有相关对于流动人口总体的研究结果类似，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山东省、长江中上游地区及较为偏远的胡焕庸线西北侧大部分地区的流动人口普遍具有较高的长期居留意愿，而作为省际人口流动主要目的地的东南沿海地区及生存环境相对较差、发展机会相对有限的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则普遍较低［35］。从性别差异来看，各地级单元男性与女性长期居留意愿的差值都不大，多数在-0.11~0.13之间，空间分布较为随机，整体呈镶嵌或交错式分布。可见，男性和女性在长期居留决策过程中，都会考虑流动距离、流入地发展等区域性因素，二者居留意愿的差异并非主要源于此类区域性原因，而是个体、家庭层面上经济或社会因素的作用。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变量

类型

 变量 变量说明 占比 卡方检验
总/% 男/% 女/%
因变量 长期居留意愿 有 38.35 38.60 38.00 **
无 61.65 61.40 62.00

解释

变量

 家庭化迁移 是 77.97 76.41 80.13 ***
否 22.03 23.59 19.57
就业稳定性 是 71.48 75.61 65.75 ***
否 28.52 24.39 34.25

控制

变量

个体

特征

 受教育程度 人才 10.87 10.23 11.76 ***
非人才 89.13 89.77 88.24
年龄 2017年年龄/岁 均值 = 36.18 37.24 34.73 —

经济

特征

 职业类型 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及公务和办事人员 7.19 7.97 6.11 ***
商业、服务业人员 56.02 53.95 58.88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 23.39 27.70 17.40
其他 13.40 10.37 17.61
收入水平 家庭月平均收入/万元 均值 = 7.19 7.19 7.18 —
住房类型 自购房 22.09 22.29 21.80 ***
租房 64.31 63.50 65.44
就业场所及其他 13.60 14.21 12.75
老家承包地 有 59.01 63.18 53.24 ***
无或不清楚 40.99 36.82 46.76
老家宅基地 有 73.42 76.15 69.63 ***
无或不清楚 26.58 23.85 30.37

社会

特征

 社会交往 主要与本地人 31.85 32.02 31.61 ***
同乡和外地人 45.30 46.96 43.01
很少与人交往 22.85 21.02 25.38
心理认同 心理认同程度得分 均值 = 3.10 3.10 3,10 —
流入地社会保障 有 16.23 16.40 16.00 *
无 83.77 83.60 84.00

流动

特征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50.77 51.75 49.40 ***
省内跨市 31.94 31.39 32.70
市内跨县 17.29 16.86 17.90
流入地经济水平 人均GDP/万元 均值 = 7.30

注：斜体表示连续变量的均值；*、**、***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下显著。

图1 中国男性、女性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不含港澳台数据。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ng-term settlement intention among male and female migrants in China

在解释变量方面，男性乡城流动人口中家庭化迁移的比例为76.41%，低于女性的80.13%；而男性拥有稳定就业的比例为75.41%，高于女性的65.75%。这种差异初步揭示了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权衡，即男性在工作方面的表现更好，而女性对家庭更加重视。女性流动人口中人才的比例为11.76%，高于男性的10.23%。这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迁移能力和意愿也较低。其他控制变量方面，除年龄、收入和心理认同以外，男性和女性在各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将城乡流动人口样本按性别分组，采用二值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检验家庭化迁移和就业稳定性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对二者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比较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及其性别差异。进一步地，在性别分组的基础上，按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将流动人口样本划分为4组：男性非人才、男性人才、女性非人才、女性人才，分别回归并进行结果差异性的统计检验，探究受教育水平对上述性别差异的影响。二值逻辑斯蒂回归的基本形式如下：
l o g i t ( P ) = l n   P 1 - P =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k x k，
式中，P为流动人口打算在流入城市长期居留的概率， x k为自变量， β k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对回归系数取指数 e x p   ( β k )，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取值变化的优势比。
在统计检验时，利用Wald检验来检验同一群体的模型结果中，不同变量回归系数差异的显著性；利用似无相关估计（SUEST）检验不同群体间的模型结果中，同一变量回归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2 研究结果

2.1　基本回归分析

表2展示了男性和女性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中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3和模型4中加入了家庭化迁移和就业稳定性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乡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和就业稳定性都显著地增强了两者的长期居留意愿。这反映了家庭化迁移带来的家庭团聚和情感寄托，以及就业和工作的稳定都是乡城流动人口居留决策时考虑的重要方面。各组控制变量对男性和女性乡城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年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45岁左右中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最高；从事生产和运输的劳动者普遍不愿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低于各种类型的服务人员；老家的宅基地对流动人口有显著吸引力，而耕地则不是其居留决策过程中考虑的主要因素；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和社会保障等所有社会融入相关变量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都有积极且稳健的影响；流动距离越远，居留意愿越低，且不应仅局限于现有文献普遍关注的省内省际之别，省内地市之间和地市内部的流动者同样有着不同的决策逻辑，在省内流动占比提升的当前，尤其值得更多关注。这些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验证了现有文献的普遍结论［5，8，13-14］，也提醒我们在生命历程、社会融入、产业演化、城乡互动和迁移距离等议题上仍有诸多研究需求和潜力。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Tab.2 Basic regression results

模型 1 模型2 模型3 模型 4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解释变量 家庭化迁移 0.367*** 0.326***
(0.025) (0.032)
就业稳定性 0.280*** 0.141***
(0.025) (0.028)
个人特征 年龄 0.124*** 0.118*** 0.092*** 0.096***
(0.007) (0.008) (0.007) (0.009)
年龄的平方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受教育程度（以非人才为参照） 0.258*** 0.286*** 0.295*** 0.332***
(0.033) (0.039) (0.033) (0.039)
经济特征 职业类型（以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及公务和办事人员为参照）
商业、服务业人员 0.003 -0.018 -0.019 -0.046
(0.037) (0.051) (0.037) (0.052)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 -0.210*** -0.350*** -0.209*** -0.374***
(0.039) (0.057) (0.039) (0.057)
其他 0.005 0.212*** 0.127*** 0.258***
(0.046) (0.056) (0.047) (0.058)
收入水平 0.041*** 0.038*** 0.037*** 0.033***
(0.002) (0.002) (0.002) (0.002)
住房类型（以就业场所及其它为参照）
自购房 1.666*** 1.794*** 1.526*** 1.715***
(0.035) (0.043) (0.036) (0.044)
租房 0.509*** 0.437*** 0.393*** 0.363***
(0.031) (0.038) (0.032) (0.039)
老家承包地（以无为参照） 0.010 0.012 0.004 0.008
(0.021) (0.024) (0.021) (0.024)
老家宅基地（以无为参照） -0.218*** -0.292*** -0.223*** -0.306***
(0.023) (0.026) (0.023) (0.026)
社会特征 社会交往（以很少与人交往为参照）
本地人 0.177*** 0.103*** 0.182*** 0.106***
(0.025) (0.028) (0.025) (0.028)
同乡或外地人 0.450*** 0.387*** 0.446*** 0.391***
(0.026) (0.030) (0.026) (0.030)
心理认同 1.261*** 1.308*** 1.250*** 1.308***
(0.024) (0.029) (0.024) (0.029)
流入地社会保障（以无为参照） 0.519*** 0.508*** 0.507*** 0.513***
(0.027) (0.034) (0.027) (0.034)
流动特征 流动范围（以市内跨县为参照）
跨省流动 -0.367*** -0.393*** -0.355*** -0.409***
(0.027) (0.032) (0.027) (0.032)
省内跨市流动 -0.038 -0.072** -0.036 -0.082**
(0.028) (0.032) (0.028) (0.032)
流入地经济水平 0.050*** 0.047*** 0.048*** 0.047***
(0.003) (0.004) (0.003) (0.004)
常数项 -8.217*** -7.880*** -7.883*** -7.673***
(0.162) (0.187) (0.164) (0.188)
样本数 63 351 45 678 63 351 45 678
对数似然值 13 719.86 10 987.28 14 097.73 11 123.70
伪 R 2 0.162 4 0.181 1 0.166 8 0.183 4

注：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进一步地，利用Wald检验分别检验模型3和模型4中家庭化迁移和就业稳定性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异的显著性，以衡量二者影响程度的相对大小；利用SUEST横向检验二者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影响的群体差异性。结果显示（见图2），不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家庭化迁移对于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都显著高于就业稳定性；家庭化迁移的影响并无性别差异，而就业稳定性对男性的影响则显著高于女性。这些结果一方面说明重视家庭团聚已成为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共同优先因素，不仅验证了前人研究关于男性流动人口越来越注重家庭关系的结论［26］，更进一步揭示了男性传统的工作优先观念也已被家庭优先所取代，这也预示着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家庭化、决策主体的家庭化趋势都将持续和强化。另一方面，在居留决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对于工作和家庭的权衡仍存在差异性，但这种差异并非厚此薄彼的对立，而是在家庭优先的共同基础上，男性对工作的重视仍要显著高于女性，男性的稳定就业对于整个家庭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都是基础性的重要因素。
图2 回归系数差异结果图示

注：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下系数差异显著；— 表示系数差异不显著。下图同。

Fig.2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differences in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2.2　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为考察教育影响下的工作与家庭因素权衡及其性别差异，进一步按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区分出乡城流动人口中的人才和非人才；结合性别分组，将流动人口样本划分为4组：男性非人才、男性人才、女性非人才、女性人才。表3中的模型5~8分别展示了上述4组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化迁移和就业稳定性均显著增加了各类群体的长期居留意愿，但影响程度可能存在着差异。
表3 分组回归结果

Tab.3 Subgroup regression results

自变量 非人才 人才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家庭化迁移 0.379*** 0.319*** 0.271*** 0.320***
(0.027) (0.036) (0.068) (0.073)
就业稳定性 0.287*** 0.130*** 0.187** 0.167**
(0.026) (0.030) (0.073) (0.07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56 873 40 306 6 478 5 372
对数似然值 11 682.27 8 930.17 1 761.63 1 068.61
伪R 2 0.1561 0.169 8 0.197 1 0.217 2

注：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0.1、0.05、0.01下显著。

同样地，Wald检验和SUEST检验的结果如图3所示。非人才群体的结果与流动人口总体结果完全一致，即男性和女性在居留决策过程中对家庭的重视都高于工作，家庭的影响并无性别差异，但就业稳定性对于男性的影响仍显著高于女性。而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群体，男性和女性在居留决策过程中对家庭和工作都是同等重视，两个因素各自的影响也都完全没有性别差异。进一步对比图3中人才和非人才的回归系数差异的检验结果，我们发现，高等教育的经历明显提升了女性流动人口在居留决策中对工作的重视程度，但却大幅降低了男性对工作和家庭的重视程度，进而使得工作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均渐趋缩小。这些结果很可能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加具有自主性，但也承担了与男性类似的工作和家庭双重责任，相应地更加需要一个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文化环境，这些环境因素的缺失反而可能带给高素质女性更大的职业和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而言，工作和家庭因素对其居留意愿的整体影响弱于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且影响效应的置信区间很宽、群体异质性更强，在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城市要留住这些高素质流动人口，越来越需要就业和家属随迁机会以外的更加多元化的环境和政策支持。
图3 回归系数差异结果图示

（a） 非人才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b） 人才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Fig.3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differences in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从社会观念演化和角色重塑的视角，也可为上述关于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性别及教育差异的实证结果提供解释。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深刻影响着农村人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一般而言，多数农村男性和女性都是在一个母亲从属于父亲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成长，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已根植于其思想深处。乡城流动之后，在流入地现代化生活观念的冲击下，在性别角色规范和分工调整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男性的观念转变要比女性更为容易。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决策过程中，同女性一样，男性也变得更为重视家庭关系，享受家庭化迁移带来的家庭团聚；而女性的转变不仅涉及观念的转变，还需要一定能力的支持，才能摆脱父权制的束缚。故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较少受到自身工作状况的影响，因为其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可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男性的经济支持；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人才不仅更容易接受现代性别平等观念，而且更有能力通过提高经济自主性而克服传统家庭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逐渐摆脱对家庭男性的经济依赖，高质量的稳定工作对其居留决策的相对重要性凸显。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性别差异的视角研究乡城流动人口的居留决策机制，着重探讨工作和家庭因素对于不同性别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异质性影响，并考察教育水平对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1）总体上，就业稳定性和家庭化迁移均显著提高了男性和女性乡城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家庭化迁移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均显著高于就业稳定性，重视家庭团聚已成为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共同优先因素；家庭化迁移的影响并无性别差异，而就业稳定性对男性的影响则明显高于女性，男性的稳定就业对于整个家庭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都是基础性的重要因素。
（2）高等教育的经历明显提升了女性流动人口在居留决策中对工作的重视程度，但却大幅降低了男性对工作和家庭的重视程度，进而使得工作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均渐趋缩小，这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加具有自主性，承担起更多的工作和家庭经济责任。高素质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群体分化特征，要求有留人需求的城市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环境和政策支持。
（3）流动经历对男性和女性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性别观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男性的观念转变更为容易，而女性的观念转变则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经济能力。
本文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决策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流动经历、受教育程度与性别公平的认识。本文揭示了在长期居留决策过程中，重视家庭团聚已成为男性、女性乡城流动人口的共同优先因素。 男性流动人口也十分重视家庭团聚，进而也可能在家庭中逐渐承担起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这似乎表明流动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领域的性别公平［25］。然而，本文也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经济独立性的提升，并不一定带来经济领域的性别公平；相比女性，男性的稳定就业仍然对于整个家庭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意味着要促进性别公平，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本文也揭示了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和女性乡城流动人口在长期居留决策中承担起近乎相同的经济和家庭责任。这似乎意味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和家庭领域的性别公平。
本文也为推动性别公平及流动人口市民化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一是要营造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促进性别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工资待遇，制定支持女性就业和工作的政策，帮助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等。二是为流动人口及随迁成员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如为流动人口提供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为流动人口家庭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提供适应的政策支持和对应性服务，解决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的现实诉求等［42］。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一是流动人口在居留决策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对家庭和工作的权衡，本文的结果也发现生命历程、社会融入、产业演化、城乡互动和迁移距离等议题上同样有诸多的研究需求和潜力；二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政策与制度环境等的不同，不同城市的社会性别观念可能也有较大差异，这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个体层次的研究中至关重要，应成为地理学者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议题；三是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观念变化的影响，本文已经发现其特殊的重要性，但囿于篇幅的局限和主题的关联性，未作系统深入的调查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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