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础设施是理解城市发展和空间变迁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但其背后的复杂社会—自然辩证关系和社会政治过程却较少在中文学术语境中被探讨。文章聚焦城市水基础设施，采用质性系统性综述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87—2024年收录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157篇英文文献进行回顾。结果发现：国际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呈多路径发展的特点，主要开展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微观政治分析和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日常实践分析。在这些研究视角下，学者们围绕水基础设施的商品化、现代化、再自然化等现实议题，揭示了其所承载的复杂权力过程和“非正式”治理实践，并批判了资本主义体系对不均衡的水生态服务供给、不平等城市生活体验的塑造和强化。国际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所构建的本体论和分析框架对深入理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水基础设施的实现路径和空间生产过程具有极大价值；而中国水基础设施发展的丰富实践，尤其是其蕴含的国家—资本关系、政府—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等，对拓展既有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也有极大潜力。

政治生态学聚焦于揭示环境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机制，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领域，受到国际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关注。文章综合分析了政治生态学领域的公开发表论文、国际研究网络、大学机构、NGO组织和研究者的个人网站或平台，对国际政治生态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发展特征、未来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分析。首先，政治生态学深受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形成了以批判性为导向的研究范式。其次，全球政治生态学具有高度的跨学科性、去中心化的组织架构，以及强调学术资源数字化和开放获取的网络化特征。政治生态学的全球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呈现出议题全球化和案例地方化的双重趋势，全球南方的话语权不断崛起，行动导向和面向社会变革的学术实践愈发受到重视。最后，政治生态学的全球学术共同体也面临着理论碎片化和知识主体南北方不平衡的挑战。

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具有维稳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还蕴含着涉及资源分配、空间构建及多方权力博弈等在内的空间政治实践。研究立足政治生态学视角，以国家政策为向导，将不同行为主体即淇澳岛当地政府和村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淇澳岛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发展历程。研究发现，淇澳岛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建构和权力关系演化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即村民生计主导的资源开发与生态边缘化、政府主导的生态管控与博弈、缓和政策下的双方共治与权力结构调整、蓝碳生态背景下科学空间规划与权力韧性建构。通过对这4个阶段进行分别解读来明晰淇澳岛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权力关系的转化，以期能够为其他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提供相关建议，为地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相关参考方案。

空间计量模型在国内学术界的应用已经超过20年，在很多学科领域都可见其身影，这说明空间计量普及速度之快，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应用范围之广。然而，由于空间计量涉及大量的地理学、计量经济学、地理信息系统知识，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故而在应用时会出现很多问题。文章系统地归纳了空间计量在实证研究中常见的问题，并进行深入地探讨，力求帮助社会经济研究者正确合理地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文章首先介绍空间效应；接着讨论空间权重矩阵在实证分析中的一些问题，包括各类矩阵的优缺点、适用范围以及矩阵标准化的意义；然后归纳绘制专题分级地图时常见的问题，包括各种分类地图的优缺点；而后着重探讨空间自相关分析，包括Moran's I在应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Moran's I与空间自回归系数的区别和联系；最后，归纳了空间计量模型在实证分析中的主要问题，包括模型的选择、适用范围，以及是否在模型中考虑多种空间交互效应。此外，介绍了局域模型的地理加权回归在实证应用上的尺度和检验问题。

空间计量作为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能够捕捉数据中的空间依赖性和交互效应，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等领域。以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算法为代表的贝叶斯方法突破了空间计量模型经典方法的限制，适用面广，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海量数据集的增多，对贝叶斯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估计精准，同时兼顾计算效率。文章重点探讨了3种前沿的贝叶斯方法：哈密顿蒙特卡罗（HMC）、集成嵌套拉普拉斯近似（INLA）和变分推断（VI）。通过蒙特卡罗模拟实验，文章对这3种方法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的表现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显示这3种方法在不同样本规模下均表现出良好的性能：在有限样本条件下，HMC方法提供了准确的估计结果；当样本量较大时，INLA方法凭借其显著的计算效率优势，成为最优方法；VI方法可以作为前两种方法的有效补充。研究不仅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运用这些方法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的理论参考依据，也为实证分析研究者在不同样本量条件下选择合适的贝叶斯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准确把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制定人口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在空间异质性的视角下，基于2000、2010、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地级及以上单元尺度研究2000—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整体老龄化加速加深，以江苏、四川两省最为明显，城市间老龄化格局存在较强空间正相关特征，总体格局保持稳定；（2）中国城市总体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跨类型转变，老年型城市从初期向中后期过渡；（3）老龄化热点区和冷点区表现出差异化的空间演变特征，热点区呈“两集群”格局，冷点区逐渐收缩；（4）老龄化受人口、经济、公共服务、教育和环境等因素共同影响，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始终是主导因素，其他因素呈现阶段性变化；（5）人口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由全局转为局部并由稳健转为非稳健，经济、医疗、教育因素对老龄化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发生阶段性变化，环境因素的作用逐渐显现。

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创新架构产业空间结构优化评价方法，测度了2003—2021年中国284个城市产业空间结构优化水平；并基于经纬度距离、通勤时间、通勤距离3种地理矩阵，结合克罗内克积理念来设计时空权重矩阵；随后，在运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基础上，结合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及异质性检验，解析了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结论显示：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效应远远超过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然而，在考察期内，中国整体的产业空间结构优化水平提升缓慢，且产业空间结构优化水平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通过提升产业空间结构优化水平、发挥产业空间结构在宏微观维度的相互促进作用、激发区域间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协同发展，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基于2003—2018年267个城市的3 222个观测样本构成的非平衡面板和由随机森林法构造的238个城市的3 808个观测样本构成的平衡面板两个数据集，构建非平衡和平衡面板空间杜宾误差模型，研究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时空演变特征方面：（1）2003年以来中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大体上不断提高，即使按照所定义的低估的数值，业已逼近2012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规定的上限（115 m²/人）；（2）除超大城市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大体上有所降低之外，其他六类城市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在影响因素方面：（1）城市规模扩大显著降低人均城市建设用地；（2）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提高，目前仍然促进人均城市建设用地的上升，而尚未转入推动土地集约利用的阶段；（3）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也受到相邻城市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开放程度的影响。

快速城市化和气候变化正在呈巨大加速度改变地球及其地球系统，文章基于人类世的视角探讨地理学新使命和新领域。地理学作为地球科学的重要学科，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人类世新地球科学时期将成为最具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学科。界定人类圈时空构成，重建人地关系研究框架，开展人地关系拓扑学研究，尽快回归统一地理学研究传统，基于统一地理学研究框架展开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地理学的新使命。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科学问题，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需要重塑。历史地理学需要更加重视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研究，如史前海洋文明史和大陆文明史以及近代环境污染史等。经济地理学要特别重视金融—贸易—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链—全球产业链，以及地球南方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政治地理学应将从地球地带政治转向地球系统治理，需要创造有效的全球合作的制度框架，关注非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对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影响。社会地理学需要重视人类社会群体对全球性问题转变的贡献，特别是人类自身种族、性别、阶级、社会群体地理结构等不平等的作用。文化地理学要特别关注人类使用各种文字和符号学工具后对人类生活的星球及其地方的意义，从中挖掘更加有效的干预快速地球变化的对策。应对巨大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气候变化和地球变化，城市地理学也需要尽快从城市内部结构—城市体系—城市化的研究框架转向基于绿色增长的城市地理学新研究框架。非常可能，人类世地理学将给地理学家一些新学科发展想象空间，例如深海和深空探索、行星地理学，星际殖民和移民等。

基本假设是任何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但区域学派认为不需要基本假设，因为地理学更关注区域个性的挖掘和区域差异的分析。显然，这虽然解决了地理学的应用出口，符合问题导向的研究需求，但与科学的一般定义确实有点距离；空间学派的基本假设是均质空间（平原），据此构建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严格说来更符合一般的科学定义。以往学者虽然指出了空间学派过于抽象的缺陷，但后继陷入社会化、微观化的发展之路，显然并没有解决空间学派甚至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之路问题。文章认为，空间学派从均质空间这一基本假设出发，虽然通过空间极化效应解决了（第一个）城市产生的机理问题（经济学视角），但并没有回答（第一个）城市产生的区位问题（地理学视角）。为此，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假设需要重新定义，即需要由均质空间重构为均质区域，后者较之前者的不同，在于有明确的边界范围，从而拥有区位价值功能属性、区域规模尺度属性、区域开放状态属性等。由此，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空间学派的内在缺陷（过于抽象，以至于脱离了地理），也可以为现有区域学派（不拘泥于基本假设，更侧重于应用）补充基本假设的缺失，并在此基础上融合空间极化效应、距离衰减效应、区域边缘效应和异速增长效应的共同作用，构建出由点状要素、线状要素和面状要素共构互融，点状结构理论、轴线结构理论和面域结构理论三位一体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体系。

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数据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面对辽阔分散和充满地域性差异的乡村，遥感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为乡村数据的收集、计算和分析提供了基础。可计算乡村通过系统性地收集乡村自然和人居环境要素的多源数据，建立乡村“图-数”关系；并利用指标计算、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方法对要素进行定量描述，可以在全域上展现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动态趋势，为乡村研究从“个案”迈向“全局”创造了可能。文章提出了可计算乡村的技术框架，包括：（1）以遥感数据为核心的多源乡村数据的类型和特征；（2）乡村数据的计算方法和“图数”关系智能解译技术；（3）“可计算”结果支持乡村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可计算乡村中仍存在的挑战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