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HGIS与CShapes-2.0历史地理数据集，从地理空间视角对德意志统一进程中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略态势进行了系统比较。通过缓冲区分析、邻域分析与地形分析发现，在空间辐射效率上，普鲁士凭借其核心区位，仅需100 km缓冲区即可覆盖全部34个德意志邦国，而地处边缘的奥地利需500 km方能达到同等效果；在地缘政治联系上，普鲁士与26个邦国直接接壤，构建了密集的关系网络，为关税同盟与经济整合奠定了基础；奥地利仅与三邦相邻，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在军事地理条件上，普鲁士领土以低地平原为主，崎岖地形（海拔>1 000 m、坡度>15°）远少于奥地利，更利于近代化军队的快速机动与交通网络建设。结果表明，在19世纪生产力水平下，优越的地理空间条件——高效的空间覆盖、紧密的地缘联系与有利的地形特征——是普鲁士得以主导德意志统一进程的重要物质性基础。文章不仅以空间分析方法弥补了传统史学在精确量化上的不足，而且也反思了历史GIS数据的准确性议题，呼吁在国内世界史研究中系统推进历史GIS的应用与数据体系建设。

文章以《读史方舆纪要》所记广东地区的地名为研究对象，将地名分为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两大类，并运用GIS技术对地名分布规律进行深入分析，以探究其分布原因。研究结果显示，明代广东地名的分布呈现出广州和肇庆两府为中心的双核辉映特征，这主要归因于广州自古以来作为重要港口，其经济长期繁荣，以及肇庆也位于附近平原地带的地理优势。即便自然景观地名的分布也以这两府为主，这反映地名记载是受人类活动影响，并不完全反映广东的自然地理形势。

史前窑洞聚落即史前时期以窑洞为主体建筑形式的聚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章借助ArcGIS10.8平台，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对黄土高原地区史前窑洞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史前窑洞包括靠崖式和下沉式2种类型，凸字形平面布局占大多数，吕字形布局较少，主窑室大致有椭圆形、圆形和圆角长方形等形制；（2）史前窑洞聚落主要分布于中低海拔地带和平坡缓坡地带；（3）史前窑洞聚落表现出内在聚类趋势，空间分布类型呈凝聚型，晋陕蒙交界处、西安周边地区为2个核密度高值区。文章验证了应用GIS空间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来解释黄土高原地区史前窑洞聚落的有效框架，一定程度上将研究视角从史前窑洞单体建筑提升到了社会空间结构层面。

文章基于历史地图解译和相关史料的分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民国时期福建省市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从历史地理视角揭示民国时期福建市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深化对区域市镇体系演变规律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民国时期福建省市镇的分布呈现出较强的聚集性，并具有显著的“沿海—沿河”特征。海拔、坡度等自然因素为福建省市镇空间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经济因素是市镇分布格局形成的根本动力。文章可为福建省市镇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助力市镇遗产资源合理利用与长效保护。

1368—1566年，黄河下游决溢问题呈现显著的时空变化特征，其发生频率与空间分布受气候波动、自然地理条件及人类治河活动等多重影响。文章基于历史文献与气候重建数据，结合核密度分析与标准差椭圆方法，探讨黄河决溢的时空格局及其与气候、治河措施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决溢事件在开封府一带高度聚集，16世纪后东移至山东江苏河段；决溢次数与小冰期气温的关系复杂，表现为正、负相关交替，反映气候响应的非线性特征；明代“南岸分流、北岸筑堤”的治理策略短期内稳定了河南河段，但长期分流加剧下游淤积，导致决溢压力转移。通过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黄河决溢存在着复杂的发生机制，同时揭示出人与自然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

交通流是区域要素流通的核心载体，与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当前广东省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仍长期存在，文章旨在测度交通流要素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揭示空间分异规律，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文章以广东省57个县域为研究对象，采用流网络分析和系统协调耦合度研究方法，测算交通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度，探索要素流动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关系。研究结果发现：（1）惠州市、河源市、揭阳市所围合的内部县域，湛江市内部县域形成2个相对独立的高强度交通流子群，对周边县域交通流辐射作用较强。（2）交通流与经济发展较为协调的县域有15个，濒临失调与轻度失调县域共33个，严重失调县域共8个。（3）交通流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异质性。珠三角县域的耦合协调度较好，经济发展与交通流发展相互促进；粤东、粤西、粤北县域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发展与交通系统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无序性。文章提出差异化的交通优化策略、健全县域财政长效保证机制等建议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陆相红层是记录古气候、古环境、类比研究行星古环境与地质演化的重要载体。白斑作为红层中局部褪色的还原区，形态上多为灰白或灰绿色球状、椭球状。在生物地球化学上，白斑可能记录早期地下深部生物圈活动，同时其矿物—光谱特征为地外行星的生命探测可提供潜在指标。其成因长期存在争议，涉及流体渗透、有机质降解及微生物作用等多种机制。但目前对于其形成机制还存在一定的争议，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的定量分析研究。文章结合扫描电镜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和扫描电镜，对白斑与周围陆相红层的元素、矿物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白斑区Fe²⁺/Fe³⁺比值较红层略高（约为1.00），呈轻微还原环境，说明Fe³⁺部分被还原并迁移流失；同时Al的质量分数升高，与硅铝酸盐蚀变及粘土化过程相符。扫描电镜结果揭示白斑内部普遍发育碳酸盐充填、绿泥石化及含Cr—Fe—Ti重矿物蚀变等特征，反映出酸性还原流体沿孔隙和裂隙渗透的过程。综合分析认为，白斑的形成是孔隙流体与重矿物耦合作用的结果，微生物在其中可能起催化还原与漂白作用。文章从矿物学与价态角度揭示了陆相红层白斑的形成机制，为理解陆地沉积环境下的氧化还原过程及地下微生物活动提供了新的证据。

风水塘是由人工开挖或改造形成的半封闭性静水水体，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功能。乡村风水塘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对生态安全和美丽乡村建设至关重要。文章以广东省一个典型乡村风水塘为研究对象，该塘近年来已实施水质生态修复。为检验生态修复效果，系统采集了柱芯和表层沉积物样品，利用ICP-MS测定Cr、Mn、Co、Cu、Zn、As、Pb等重金属浓度；通过地累积指数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及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模型，综合评估重金属污染程度、潜在生态风险及人体健康风险；结合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了重金属污染来源。结果表明：沉积柱芯中的重金属元素浓度均显著高于陆壳元素背景值，且自底层至表层呈递增趋势；Zn、Mn、As、Co、Cu、Pb呈显著正相关（r>0.500，P<0.01），指示其具有同源性。在设置修复区与未修复对照区的条件下，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浓度显示，修复区中Co、Cu、Zn、As、Pb的平均浓度随时间显著下降，表明水生植物修复能有效降低目标重金属污染负荷。As和Pb是主要的富集污染物，潜在生态风险最高。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显示，Cr、Mn、As是主要贡献因子，皮肤接触是主要暴露途径，且儿童风险高于成人。本研究填补了关于小型、文化性人工水体修复效果评估的研究空白，为利用水生植物修复技术治理风水塘重金属污染、控制污染输入与积累、防控生态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考虑到构建中国式城镇化发展广东新格局的迫切需求，文章以广东省122个区（县）在2000—2020年间的城镇用地数据与统计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城镇用地扩张分析时空分异特征的定量模型，同时结合了最优地理探测器（OPGD）与地理收敛交叉映射模型（GCCM）进一步探究广东省各区（县）城镇用地扩张的驱动机制与对应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广东省整体城镇用地面积不断扩张，上升了7.53%，珠三角地区增幅较大并呈现出以该区域为中心，外围区域城镇用地面积增幅逐渐变弱趋势。（2）广东省城镇用地扩张强度变化是多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双因子共同驱动解释力为64.2%~85.7%，要明显高于单因子作用下的解释力。（3）2000—2020年，广东省人均GDP与城镇用地扩张强度存在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相互驱动作用，并且模型反映出人均GDP对城镇用地扩张强度预测能力最强。此外，根据模型对城镇用地扩张强度与人口城镇化、路网密度、遥感生态指数（RSEI）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表明城镇用地扩张是推动人口城镇化的原因，交通网络和生态环境也是推动城镇用地扩张的原因。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如何同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并推动城乡融合成为一个关键课题。

年代学研究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环境变化探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利用单颗粒释光测年技术对萨拉乌苏河表层沉积物进行了石英和钾长石的年代测试，对所采集的2个样品分别提取石英和钾长石矿物组分，应用单颗粒测片SAR测试流程测试了样品中石英的等效剂量，应用两步红外激发的单片再生剂量流程（post-infrared infrared-stimulated luminescence，pIRIR流程）测试样品中钾长石的等效剂量。测试结果表明：（1）所测样品中石英信号很弱，不适用于该地的河流沉积物样品的释光测年。（2）采用pIRIR₁₇₀测试程序对2个样品SCH-QT-M01、LJB-MR-01中的钾长石进行D_e测试，循环比大部分在0.9~1.1之间，热转移大多小于10%，表明测试程序可靠。（3）2个样品IRSL₅₀信号的异常衰减率（g-value）分别为1.88±0.11，SCH-QT-M01的异常衰减率为1.79~0.17；pIRIR₁₇₀异常衰减率分别为0.18±0.07、19±0.15，指示钾长石pIRIR₁₇₀信号的异常衰减可以忽略。（4）2个河流表层沉积物的钾长石pIRIR₁₇₀最小年龄模型年代结果分别为90±20 a、50±10 a，即萨拉乌苏河表层沉积物主要为近百年内包括流水和风力等带来的沉积物的混合堆积。在考虑误差因素情况下，这些结果说明单颗粒钾长石pIRIR₁₇₀技术适用于萨拉乌苏河河流沉积物的测年。

湖泊沉积物的粒度特征是反演沉积动力与古环境变化的重要代用指标，但传统全样粒度参数易受多过程混合信号干扰。文章以福建平潭岛小型封闭湖泊三十六脚湖为研究对象，对湖心49 cm岩芯（SSL岩芯）沉积物开展多峰态粒度分布特征分析。通过马尔文3000激光粒度测试和对数正态分布模型拟合，识别出3个稳定峰态组分：主峰粗颗粒组分（p1众数：25~70 μm，占比48.6%~70.9%）、次峰细颗粒组分（p2众数：5~12 μm，占比25.3%~45.5%）及少量超细组分（p3众数：0.6~1.5 μm，占比3.0%~8.4%）。研究发现，该湖心沉积呈现类似湖滨沉积的粒度分布特征（主峰为p1），与大型湖泊湖心细颗粒组分为主峰（对应本研究的p2）的典型模式显著不同。这一现象归因于三十六脚湖面积较小（2.1 km²）、湖心近岸（距湖岸0.37 km）及浅水环境（平均水深4~5 m），导致湖心水动力强度类似于湖滨区，粗颗粒（p1组分）可通过跃移作用输送并沉积至湖心。p2组分反映较弱水动力条件下的悬移沉积。研究表明，分离多峰态组分可提取更精准的沉积动力信号，为小型湖泊古水文重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强调在环境代用指标构建中需结合湖泊形态与水动力条件进行综合解析。

城市河流是重要的N₂O和CH₄排放源，受到环境条件和监测方法的影响，不同地区城市河流的温室气体排放能力差异明显。为确定典型城市河流水-气界面N₂O和CH₄排放速率及其影响因素，选择典型城市河流新乡市卫河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利用漂浮静态箱法和扩散模型法监测河流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卫河新乡段表现为N₂O和CH₄的持续排放源，其中N₂O的溶存和排放与硝态氮（P<0.01）、铵态氮（P<0.01）、溶解有机碳（P<0.01）和氧化还原电位（P<0.05）均具有显著相关性，气温（P<0.05）、溶解无机碳（P<0.05）与N₂O排放显著相关；CH₄溶存量与溶解无机碳（P<0.01）、ORP（P<0.05）显著相关，而影响CH₄排放的主要因子为水温（P<0.01）和氧化还原电位（P<0.01）。扩散模型法获得的N₂O和CH₄排放速率日均值分别为是漂浮静态箱法的59.15%、68.74%，不同方法获得的水体温室气体排放速率显著相关（P<0.01），说明扩散模型法对较浅以及流速平缓的城市河流具有一定适用性。扩散模型法获得的排放速率日均值分别为静态箱法的59.15%（N₂O）和68.74%（CH₄），反映了春季卫河中CH₄的冒泡排放贡献较低，而N₂O可能具有较高的冒泡排放通量。

计算机软件在计量地理学教学过程中是连接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核心媒介，其作用贯穿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能力的培养及科研衔接的全过程，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为解决计量地理学本科教学前沿科研工具引入滞后、科研与教学脱节，且从软件应用视角开展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匮乏的问题，文章探究Stata软件在计量地理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与创新。首先介绍主流计量地理学教材包含的模型方法，并对比常用软件在教学应用中的优缺点，而后介绍Stata软件的特点、优势以及包含的模型方法。进而提出双轨并行实践模式、经典到前沿的教学拓展、动态文档赋能工具创新三项改革路径。最后，通过实践案例分析以及学生问卷调查，验证Stata软件在计量地理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成效。研究结果显示，Stata软件易学高效、覆盖教材绝大多数方法。实践表明，78%的学生认为操作简易，86%认为学习效果有所提升，96%认为Stata软件适配计量地理教学实践。因此，基于Stata软件的实践教学改革可以提升实践教学的质量，可以有效弥合本科教学与前沿研究的差距，也使得有志深造的学生能够提前熟悉主流科研工具，有助于推动计量地理学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土地利用模式的显著变革，对区域生态、经济及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深入理解这些变化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管理政策，文章基于1990—2020年共31期土地利用数据，采用K-means与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利用K-means对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初步分类，提供准确的训练标签；其次通过CNN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实现高精度的土地利用识别；最后综合分类结果以及土地利用动态度定量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将土地利用数据划分为4类时取得了最优效果，K-means分类轮廓系数为0.73，CNN模型分类准确率达到89.71%，充分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2）近30年来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可划分为4个典型阶段，分别为快速城市化初期（1990—1997年）、城市化加速期（1998—2004年）、稳定发展期（2005—2009年）及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期（2010—2020年），各阶段土地利用模式显著不同。（3）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农田面积持续缩减，城市及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而森林、水体等生态用地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和挑战。文章强调了机器学习技术在土地利用研究中的创新应用，指出该方法能在有限标记数据条件下有效识别土地利用模式变化，展现了其在复杂分类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文章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对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理解，更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国家“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文旅融合发展方针，文章旨在探讨博物馆与区域旅游的融合机理，并分析其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为全国博物馆旅游业的规划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博物馆业与区域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两系统协调关系的演变趋势与空间格局。研究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我国博物馆业与区域旅游均处于增长阶段，且两系统呈关联发展态势，协调度不断提升，并稳定维持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但在空间分布上，协调度全国范围内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我国中、南部形成“十字形”高峰面状区，而西北地区则为发展洼地；从全国总体来看，旅游业的带动效力强于博物馆业，未来旅游增长乏力将影响两系统的耦合状况。博物馆与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区域不均衡性，未来应注重产业协作与区域协同，以推动全国博物馆与旅游业可持续、高质量协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日益剧烈，由此造成的区域生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文章以安徽省为例，基于2000—2020年安徽省土地利用数据探究其土地利用景观变化特征，综合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发展3个层面提炼16个指标，构建适配安徽省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量化评估安徽省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借助障碍因子模型剖析内在影响因素，甄别关键障碍因子，为区域土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安徽省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显著，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速度逐渐加剧，整体景观破碎化和复杂性亦显著增加。（2）2000—2020年安徽省整体土地生态安全指数波动式上升，由2000年的0.418 7增长至2020年的0.536 1，安全等级由较不安全转变为较安全。（3）随着安徽省土地生态安全状态的波动，影响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也随之变化，人口、第三产业等因子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文章为安徽省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参考和理论支持，有助于推动区域土地利用的合理规划与管理。

编者按 本期《观点与争鸣》的第2篇文章主要围绕城市“一市多场”发展模式展开深入探讨，通过梳理国际经验，总结对我国多机场体系规划建设的启示。随着我国航空市场需求稳步增长，越来越多城市具备建设多机场体系的基础条件与现实需求。如何实现差异化与协同化发展，已成为多机场体系高质量规划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文章以伦敦、纽约、上海、北京、东京等五大Alpha+及以上级别的城市为例，总结其在功能定位、航线网络、运营协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模式。基于五大城市协同互补的多机场体系格局，文章从差异定位、协同运行、统筹管理和有序建设4个维度，为我国多机场体系规划建设提出建议。

编者按 本期《观点与争鸣》栏目的压轴之作以交通地理学关注的多机场体系（Multi-Airport System，MAS）为研究对象，结合尺度政治视角，进一步反思多机场体系规划与构建的空间与治理逻辑。在民航运输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驱动下，超大城市及其都市圈的航空枢纽建设已从单场模式向多机场体系深刻演进。多机场体系并非单纯的容量扩张或枢纽分流，更是一种通过重组空域与航线网络、重构交通可达性、再分配环境与社会风险，以再生产城市尺度与区域权力的跨区域基础设施治理装置。文章以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为例，分析跨区域基础设施如何在广州、佛山和肇庆之间重组空间关系与治理结构。文章指出，多机场体系的“一市两场”布局通过机场基础设施，重塑了国家、区域与地方之间的多重尺度关系，在提升区域航空服务能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权力配置、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成本与收益分配的不对称。尤其是围绕广州新机场的选址、行政区划调整和属地治理安排，体现了多机场体系建设中“收益上移”与“风险下沉”的潜在张力。基于此，文章提出，多机场体系规划需要从单纯的运力扩张逻辑转向综合治理逻辑。未来应着力完善跨区域收益共享机制，推动噪声治理与补偿制度化，强化机场群协同治理，并提升公共参与水平。文章不仅拓展了交通地理学对多机场体系的理解，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规划与跨区域基础设施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为探索如何有效培育青少年的地方感并服务于保护教育实践，文章以广西北海市涠洲岛为案例，设计并实施了一项融合地方本位教育理论（Place-Based Education，PBE）与以教促学（Learning by Teaching，LbT）教学法的地方感教育课程。共有31名青少年参与了为期3个月的课程，课程围绕火山岛地貌、生物多样性、地方文化及布氏鲸保护等主题展开，通过讲座、艺术创作、代际交流、志愿讲解等形式，引导学生在个人、社区和自然3个层面体验地方感教育。课程结束3个月后，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收集质性资料，并采用扎根理论结合主题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参与者的地方感主要表现为“与地方有联结”和“对地方有承诺”2个层级，具体体现在对家乡生态与文化认知的拓展、对地方问题敏感性的提升、地方归属感的增强以及保护责任意识和行动意愿的形成。部分学生表现出对涠洲岛的自豪感、宣传意愿以及将地方长远发展纳入个人未来规划的倾向。研究表明，融合地方本位教育与以教促学的课程设计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地方感的发展，并可为海岛地区开展兼具保护导向与地方特色的课程实践提供经验参考。

中国工业遗产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积淀形成的特殊文化遗产，其时空演化格局具有显著的历史阶段性与空间异质性。文章为揭示中国工业遗产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影响机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重心模型与地理探测器，分析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空间演化、聚类效应和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在数量分布层面，时序分布呈现“双高峰、一低谷”的鲜明特征，其中1895—1917年伴随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出现首个峰值，1950—1980年在新中国工业化体系建设中迎来第2个高峰，而1937—1949年因战争影响出现数量低谷；类型结构表现为建筑类遗存占绝对主导，存在“重物质、轻非物质”的结构性失衡。（2）在空间演化层面，工业遗产呈现出“东升西拓”的阶段性路径，早期依托东部沿海港口与制度优势形成以上海、广州为核心的带状集群，中后期在实业救国、三线建设等国家战略引导下逐步向内陆拓展，完成从“港口—腹地”到战略纵深的空间重构。（3）在聚类效应层面，工业遗产经历由政策主导的沿海高度集聚向内陆战略性扩散的宏观演变，近代工业形成期到近代工业繁盛期沿海核密度显著跃升，现代工业复兴期表现为西南、西北地区的集群式分布。（4）在影响因子层面，经济产业与外资投入具有强驱动效应，交通网络与资源禀赋构成“自然—交通”协同作用，政策导向中的投资增长变量与文化传播投入呈现中等强度，地形条件与公路里程影响较弱。工业遗产时空演化具有历史阶段性与空间异质性，受经济、政策、交通和资源多重影响因子综合驱动。

编者按 本期《观点与争鸣》栏目的第3篇文章针对多机场体系的服务范围与旅客出行的机场选择规律进行探讨，并据此提出发展建议。文章基于市场差异化指数，对成渝机场群枢纽机场的腹地竞争格局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枢纽机场的竞争呈现以城市为单元的分组竞合态势，同一城市内“一市两场”的腹地市场竞争激烈；而跨城市的机场之间，则以服务各自城市为核心展开竞争。其中，成都与重庆两市机场之间的腹地市场交叉相对较小。人口分布和距离是影响机场群腹地市场旅客分布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一格局，建议在“一市两场”框架下进一步厘清同一城市内机场的发展定位，优化两场综合交通衔接，完善两场无忧中转服务，加强机场间“硬联通”与“软联通”，实现协同发展格局。

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亟需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局限。文章以无领导小组讨论（Leaderless Group Discussion，以下简称“LGD”）为切入点，通过对比讲授法、小组讨论法与LGD在中学地理课堂中的实践效果，系统解析LGD与地理教学的耦合机制，并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观点碎片化与群体极化问题，提出了融合异质分组、角色轮换及结构化讨论模板的LGD教学模式。研究结果表明：LGD通过构建“地理决策场域”，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辩证分析能力（得分96.55分）、领导协调能力（得分97.35分）和地理核心素养（得分92.5分）；其“去中心化”特征促进了多尺度空间思维与系统认知的协同发展。然而，LGD在学生倾听沟通能力（自评89分）的培养仍需强化。LGD为地理核心素养的情境化培育提供了创新路径，其“素养—能力—情感”三维目标的达成机制，为新时代地理课堂转型提供了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