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城中村是流动人口典型聚居区，然而居住在城中村如何影响社会融合的内在机制尚未明晰。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城中村的直接隔离效应，却未能充分探讨其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在地融合过程，忽视跨地域的互动视角。文章基于广州市问卷调查数据，引入社会资本视角，构建“城中村居住—社会资本—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分析居住在城中村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以及社会资本的中介与返乡频率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居住在城中村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印证了其空间隔离效应；（2）社会资本在城中村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关系网络、信任与互惠规范成为3条核心中介路径传导间接效应；（3）返乡频率通过提供替代性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居住在城中村对社会资本和社会融合的负面影响，揭示了流动人口跨地域资源调配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对城中村居住与社会融合关系的理解，还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在流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强调城中村是社会资本重构的重要空间，同时需要关注流动人口“原乡-异乡”联结的韧性，以更有效地推进“人的城镇化”。

当代人类垃圾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导致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新陈代谢断裂”在时间上更加延迟、空间上更加广泛、过程上更为隐蔽，从而加剧了既有的生态危机。黑水虻（Hermetia illucens L.）是一种能处理餐厨垃圾、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且不产生二次污染，并产出高质量有机肥料与动物蛋白原料的昆虫。作为非人能动者的黑水虻在有机垃圾处理、熵节约、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资源化利用价值。利用黑水虻生物技术来处理有机废弃物，有助于人类纠正当前垃圾处理方式所形成的时间不正义、空间不正义、族群不正义和物种不正义，并修复知识、情感等多重“断裂”。黑水虻这类“非人类生态公民”的（重新）发现，让我们知道自然蕴藏着巨大的自我修复力量，但需要人类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协作，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重组。

地理学思想为“双碳”教育融入中学地理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双碳”目标的内涵与实现路径深刻反映了地理学格局与过程耦合思想、整体性思想、尺度思想和人地关系等地理学核心理念。文章基于二者的高度契合，探讨渗透地理学思想的高中地理“双碳”教学策略，旨在运用地理学思想的优势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培养学生的“双碳”意识，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洪涝韧性反映了社区和地区在面对洪涝灾害时的综合应对能力，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洪涝灾害风险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开展洪涝韧性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20年的广东省为例，基于PSR模型构建了洪涝韧性评估指标，利用博弈论组合主客观权重，采用TOPSIS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洪涝韧性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与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多数城市的洪涝韧性等级不高，仅有5个城市为较高以上等级，不同城市间的洪涝韧性水平存在差距，整体上珠三角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的洪涝韧性水平更高；在空间上，洪涝韧性等级呈现出以广州为中心，南部高，东、西、北面低的空间格局，且存在显著水平的空间聚集现象；影响洪涝韧性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为：医疗条件、风险应对能力和通讯能力。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洪涝韧性建设和管理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以来，就引发众多批判。学者指出，许多原住民有自己的传统规则和实践来限制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近年来，政治生态学界开始探讨“公地化”的概念，把“公地”含义从狭隘的资源管理利用扩展到对反资本空间的探寻。“公地化”作为一个动词，强调了“价值斗争”的过程，即如何用“公共价值”来超越商品价值。但西方的学者更多地从社区出发，寻求一条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对政府主导的“公地化”运动鲜有关注。内蒙古牧民受草畜双承包制影响，承受了草场退化和养殖成本上升的“私地悲剧”。如今，不少嘎查开始组建集体经济。文章探讨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两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案例，把中国“公地化”经验放置在“集体化—去集体化—再集体化”的历史脉络中，强调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何通过扩大生态与社会的公共性，助力牧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公地化”的中国实践，凸显了政府在引领生态“整体性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地”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

政治生态学是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跨学科理论范式，旨在通过解析环境问题中的权力关系，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不公正与不平等。文章从思想缘起、理论旨趣和价值归宿3个维度系统阐释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内涵、构建其理论形象。日益加重的环境危机凸显传统“无人的”生态学理论与实践困境，“有人的”（即“政治的”）生态学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在政治生态学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生态学也可以看作为“扩展的”生态学和“专题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旨趣方面，政治生态学聚焦环境问题中的权力博弈关系，采用跨尺度分析方法，注重实践导向的案例研究，并关注话语分析或解构传统话语。价值归宿方面，政治生态学以揭露环境问题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为根本目标。从政治生态学的精神特质看，兼具“斧头”的解构性与“种子”的建设性功能，致力于推进环境治理的公平公正与可持续发展。

政治生态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逐步发展，历经50余年，已成为理解和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践工具。与较为主流的英语政治生态学研究不同，德语政治生态学受不同理论传统、社会背景和公众参与方式的影响，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议题上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脉络，为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文章通过梳理主流德语政治生态学研究相关文献，探讨其在全球政治生态学研究中的独特性，并指出其当前仍然存在的不足，以期为政治生态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借鉴。

编者按：亚历山大·墨菲（Alexander Murphy）是俄勒冈大学地理学荣休教授，以其在政治、文化与环境地理学领域的深刻洞察力享誉国际学界。2025年6月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流动与互联世界中领土的持久魅力（Territory’s Continuing Allure in a Fluid，Interdependent World）”中，墨菲教授深入剖析了全球化背景下“领土”这一经典概念所展现出的复杂性与持续影响力。本次访谈将延续这一主题，围绕4个核心议题展开：领土的持久吸引力、全球化与领土逻辑的现实案例、亚洲情境下的领土动态，以及对青年学者的研究建议。这场访谈不仅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也为理解当下的地缘政治热点提供了理论工具和现实观察。

文章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HGIS与CShapes-2.0历史地理数据集，从地理空间视角对德意志统一进程中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略态势进行了系统比较。通过缓冲区分析、邻域分析与地形分析发现，在空间辐射效率上，普鲁士凭借其核心区位，仅需100 km缓冲区即可覆盖全部34个德意志邦国，而地处边缘的奥地利需500 km方能达到同等效果；在地缘政治联系上，普鲁士与26个邦国直接接壤，构建了密集的关系网络，为关税同盟与经济整合奠定了基础；奥地利仅与三邦相邻，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在军事地理条件上，普鲁士领土以低地平原为主，崎岖地形（海拔>1 000 m、坡度>15°）远少于奥地利，更利于近代化军队的快速机动与交通网络建设。结果表明，在19世纪生产力水平下，优越的地理空间条件——高效的空间覆盖、紧密的地缘联系与有利的地形特征——是普鲁士得以主导德意志统一进程的重要物质性基础。文章不仅以空间分析方法弥补了传统史学在精确量化上的不足，而且也反思了历史GIS数据的准确性议题，呼吁在国内世界史研究中系统推进历史GIS的应用与数据体系建设。

文章以《读史方舆纪要》所记广东地区的地名为研究对象，将地名分为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两大类，并运用GIS技术对地名分布规律进行深入分析，以探究其分布原因。研究结果显示，明代广东地名的分布呈现出广州和肇庆两府为中心的双核辉映特征，这主要归因于广州自古以来作为重要港口，其经济长期繁荣，以及肇庆也位于附近平原地带的地理优势。即便自然景观地名的分布也以这两府为主，这反映地名记载是受人类活动影响，并不完全反映广东的自然地理形势。

陆相红层是记录古气候、古环境、类比研究行星古环境与地质演化的重要载体。白斑作为红层中局部褪色的还原区，形态上多为灰白或灰绿色球状、椭球状。在生物地球化学上，白斑可能记录早期地下深部生物圈活动，同时其矿物—光谱特征为地外行星的生命探测可提供潜在指标。其成因长期存在争议，涉及流体渗透、有机质降解及微生物作用等多种机制。但目前对于其形成机制还存在一定的争议，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的定量分析研究。文章结合扫描电镜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和扫描电镜，对白斑与周围陆相红层的元素、矿物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白斑区Fe²⁺/Fe³⁺比值较红层略高（约为1.00），呈轻微还原环境，说明Fe³⁺部分被还原并迁移流失；同时Al的质量分数升高，与硅铝酸盐蚀变及粘土化过程相符。扫描电镜结果揭示白斑内部普遍发育碳酸盐充填、绿泥石化及含Cr—Fe—Ti重矿物蚀变等特征，反映出酸性还原流体沿孔隙和裂隙渗透的过程。综合分析认为，白斑的形成是孔隙流体与重矿物耦合作用的结果，微生物在其中可能起催化还原与漂白作用。文章从矿物学与价态角度揭示了陆相红层白斑的形成机制，为理解陆地沉积环境下的氧化还原过程及地下微生物活动提供了新的证据。

年代学研究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环境变化探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利用单颗粒释光测年技术对萨拉乌苏河表层沉积物进行了石英和钾长石的年代测试，对所采集的2个样品分别提取石英和钾长石矿物组分，应用单颗粒测片SAR测试流程测试了样品中石英的等效剂量，应用两步红外激发的单片再生剂量流程（post-infrared infrared-stimulated luminescence，pIRIR流程）测试样品中钾长石的等效剂量。测试结果表明：（1）所测样品中石英信号很弱，不适用于该地的河流沉积物样品的释光测年。（2）采用pIRIR₁₇₀测试程序对2个样品SCH-QT-M01、LJB-MR-01中的钾长石进行D_e测试，循环比大部分在0.9~1.1之间，热转移大多小于10%，表明测试程序可靠。（3）2个样品IRSL₅₀信号的异常衰减率（g-value）分别为1.88±0.11，SCH-QT-M01的异常衰减率为1.79~0.17；pIRIR₁₇₀异常衰减率分别为0.18±0.07、19±0.15，指示钾长石pIRIR₁₇₀信号的异常衰减可以忽略。（4）2个河流表层沉积物的钾长石pIRIR₁₇₀最小年龄模型年代结果分别为90±20 a、50±10 a，即萨拉乌苏河表层沉积物主要为近百年内包括流水和风力等带来的沉积物的混合堆积。在考虑误差因素情况下，这些结果说明单颗粒钾长石pIRIR₁₇₀技术适用于萨拉乌苏河河流沉积物的测年。

风水塘是由人工开挖或改造形成的半封闭性静水水体，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功能。乡村风水塘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对生态安全和美丽乡村建设至关重要。文章以广东省一个典型乡村风水塘为研究对象，该塘近年来已实施水质生态修复。为检验生态修复效果，系统采集了柱芯和表层沉积物样品，利用ICP-MS测定Cr、Mn、Co、Cu、Zn、As、Pb等重金属浓度；通过地累积指数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及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模型，综合评估重金属污染程度、潜在生态风险及人体健康风险；结合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了重金属污染来源。结果表明：沉积柱芯中的重金属元素浓度均显著高于陆壳元素背景值，且自底层至表层呈递增趋势；Zn、Mn、As、Co、Cu、Pb呈显著正相关（r>0.500，P<0.01），指示其具有同源性。在设置修复区与未修复对照区的条件下，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浓度显示，修复区中Co、Cu、Zn、As、Pb的平均浓度随时间显著下降，表明水生植物修复能有效降低目标重金属污染负荷。As和Pb是主要的富集污染物，潜在生态风险最高。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显示，Cr、Mn、As是主要贡献因子，皮肤接触是主要暴露途径，且儿童风险高于成人。本研究填补了关于小型、文化性人工水体修复效果评估的研究空白，为利用水生植物修复技术治理风水塘重金属污染、控制污染输入与积累、防控生态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文章基于历史地图解译和相关史料的分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民国时期福建省市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从历史地理视角揭示民国时期福建市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深化对区域市镇体系演变规律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民国时期福建省市镇的分布呈现出较强的聚集性，并具有显著的“沿海—沿河”特征。海拔、坡度等自然因素为福建省市镇空间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经济因素是市镇分布格局形成的根本动力。文章可为福建省市镇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助力市镇遗产资源合理利用与长效保护。

城市河流是重要的N₂O和CH₄排放源，受到环境条件和监测方法的影响，不同地区城市河流的温室气体排放能力差异明显。为确定典型城市河流水-气界面N₂O和CH₄排放速率及其影响因素，选择典型城市河流新乡市卫河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利用漂浮静态箱法和扩散模型法监测河流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卫河新乡段表现为N₂O和CH₄的持续排放源，其中N₂O的溶存和排放与硝态氮（P<0.01）、铵态氮（P<0.01）、溶解有机碳（P<0.01）和氧化还原电位（P<0.05）均具有显著相关性，气温（P<0.05）、溶解无机碳（P<0.05）与N₂O排放显著相关；CH₄溶存量与溶解无机碳（P<0.01）、ORP（P<0.05）显著相关，而影响CH₄排放的主要因子为水温（P<0.01）和氧化还原电位（P<0.01）。扩散模型法获得的N₂O和CH₄排放速率日均值分别为是漂浮静态箱法的59.15%、68.74%，不同方法获得的水体温室气体排放速率显著相关（P<0.01），说明扩散模型法对较浅以及流速平缓的城市河流具有一定适用性。扩散模型法获得的排放速率日均值分别为静态箱法的59.15%（N₂O）和68.74%（CH₄），反映了春季卫河中CH₄的冒泡排放贡献较低，而N₂O可能具有较高的冒泡排放通量。

史前窑洞聚落即史前时期以窑洞为主体建筑形式的聚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章借助ArcGIS10.8平台，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对黄土高原地区史前窑洞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史前窑洞包括靠崖式和下沉式2种类型，凸字形平面布局占大多数，吕字形布局较少，主窑室大致有椭圆形、圆形和圆角长方形等形制；（2）史前窑洞聚落主要分布于中低海拔地带和平坡缓坡地带；（3）史前窑洞聚落表现出内在聚类趋势，空间分布类型呈凝聚型，晋陕蒙交界处、西安周边地区为2个核密度高值区。文章验证了应用GIS空间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来解释黄土高原地区史前窑洞聚落的有效框架，一定程度上将研究视角从史前窑洞单体建筑提升到了社会空间结构层面。

湖泊沉积物的粒度特征是反演沉积动力与古环境变化的重要代用指标，但传统全样粒度参数易受多过程混合信号干扰。文章以福建平潭岛小型封闭湖泊三十六脚湖为研究对象，对湖心49 cm岩芯（SSL岩芯）沉积物开展多峰态粒度分布特征分析。通过马尔文3000激光粒度测试和对数正态分布模型拟合，识别出3个稳定峰态组分：主峰粗颗粒组分（p1众数：25~70 μm，占比48.6%~70.9%）、次峰细颗粒组分（p2众数：5~12 μm，占比25.3%~45.5%）及少量超细组分（p3众数：0.6~1.5 μm，占比3.0%~8.4%）。研究发现，该湖心沉积呈现类似湖滨沉积的粒度分布特征（主峰为p1），与大型湖泊湖心细颗粒组分为主峰（对应本研究的p2）的典型模式显著不同。这一现象归因于三十六脚湖面积较小（2.1 km²）、湖心近岸（距湖岸0.37 km）及浅水环境（平均水深4~5 m），导致湖心水动力强度类似于湖滨区，粗颗粒（p1组分）可通过跃移作用输送并沉积至湖心。p2组分反映较弱水动力条件下的悬移沉积。研究表明，分离多峰态组分可提取更精准的沉积动力信号，为小型湖泊古水文重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强调在环境代用指标构建中需结合湖泊形态与水动力条件进行综合解析。

1368—1566年，黄河下游决溢问题呈现显著的时空变化特征，其发生频率与空间分布受气候波动、自然地理条件及人类治河活动等多重影响。文章基于历史文献与气候重建数据，结合核密度分析与标准差椭圆方法，探讨黄河决溢的时空格局及其与气候、治河措施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决溢事件在开封府一带高度聚集，16世纪后东移至山东江苏河段；决溢次数与小冰期气温的关系复杂，表现为正、负相关交替，反映气候响应的非线性特征；明代“南岸分流、北岸筑堤”的治理策略短期内稳定了河南河段，但长期分流加剧下游淤积，导致决溢压力转移。通过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黄河决溢存在着复杂的发生机制，同时揭示出人与自然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