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系统模式是理解过去气候与环境演变机理、预估未来潜在全球变化情景的重要工具，是集成地学相关研究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国际前沿课题。地理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正在从传统的地球表层向整个地球系统发展，文章从地球信息科学的视角，对地球系统模式理论与关键技术进行综述分析，包括：地球系统模式关键概念及各分量关系、地球系统模式关键技术分析（包括数值模式与求解方法、参数化方法、高性能计算方法、海量数据存储方法等）、地球系统模式关键数据分析（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再分析数据等）、地球系统模式预报方法分析（包括集合预报、多尺度预报、智能预报、高时空分辨率预报等）。最后，对地球系统模式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基于对身体地理的关注，以及近年来热议的“基础设施转向”，地理学中已经悄然兴起一股对传统的理解基础设施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文章对地理学中“身体作为基础设施”的理念及前沿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梳理发现，地理学中“身体作为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是从3个核心维度来展开的：（1）将身体视为“流动”的基础设施。这一方面要求对人身体的具身流动实践进行关注，尤其是其在洞察社会空间权力关系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另一方面，也要求去关注人身体的流动所产生的社会空间影响。（2）身体作为城市日常基础设施。在这种理解中，身体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社会权力的协商与抗争方式，来应对其所面临的基础设施暴力，挑战现有的城市空间秩序。同时，身体也成为临时的基础设施“灵活配置”，支撑城市社会空间系统的运行。（3）通过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的引进，讨论了身体作为社会保育基础设施的存在，关注了女性及其他边缘化群体的身体如何通过其日常生活实践来帮助建设、发展和维系社会的运转。将“身体作为基础设施”理念的引入，不仅拓宽了对“基础设施”的本体认知，也有益于加深理解身体是如何被社会和环境因素所塑造，使其更好地运用于未来的研究。

课程思政是实现“三全育人”战略目标的关键举措，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数字高程模型与地形分析》是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一门兼具理论和实践的高阶课程，对学生专业知识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大思政”格局下，以“课堂教学为基础，科学研究为引领，学科竞赛为引擎”的教学思想为指引，充分利用有限的学时，深入发掘课程中的思政教学要点，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成效、教学反思等方面，与“课程思政”育人元素进行有机融合，为地理信息科学相关领域课程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社区生活带来新的变化，社区团购迅速发展，大量自提点涌现给传统零售商贩带来挑战，遂成为社会与学界关注的焦点。早前研究集中在经济管理学领域，地理学空间视角的研究相对缺乏。为此，本文基于武汉市8 580个社区团购自提点的POI数据，运用文本分析、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探究其依托对象、经营状况、多尺度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团购自提点（1）依托对象以社区商业网点为主、多类型共存，各类自提点经营状况差异较大；（2）空间分布不均衡，宏观上呈中心集聚、外部均衡的中心-外围结构、“东北-西南”走向的对称分布，中观上具有“L+O”的带状集聚特征，微观上尽量靠近社区出入口，基本实现5分钟步行可达；（3）地区第一产业占比，农业总产值，路网密度以及人口密度是自提点密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与其他社会经济因子交互后解释力大幅提高，高达90%以上。最后，对未来社区团购的优化发展提出建议并对后续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明清两代对河湟的治理上都表现出了因俗而治的特点，这对于现今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明代在“多封众建，僧徒尚用”的思路下，赋予了河湟藏传佛教寺院政治经济等方面特权，这对河湟佛寺的空间分布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是国家力量所主导的。清代虽主张兴黄教，但雍正年间河湟内属化后，实际上将多数寺院的各类特权收归地方政府，所以佛寺的分布与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具有内在性。通过复原明清河湟藏传佛教不同类型寺院的空间分布，构建出相应的佛寺分布秩序重塑的动态过程，以此来更加立体认识中原王朝与藏传佛教持续的交流互动中所体现的治边思想。

珠江口沿岸是我国乃至全球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资源消耗最庞大的大型河口海岸带地区之一，面临着过度围垦、功能退化以及资源衰减等诸多问题，给区域生态平衡和高质量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传统遥感处理平台载荷有限导致中、大尺度地区影像处理的一致性较差引致地物分类结果精度不高。文章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平台解译形成2000—2020年共5期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总体精度介于86.27%~90.15%；其次，综合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动态度定量分析珠江口沿岸土地利用转变的时空特征；最后，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定量揭示珠江口沿岸景观演变过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近20年来珠江口沿岸景观格局频繁转变，其综合动态度介于2.66%~3.62%。珠江口西翼区域林地和耕地类型间发生剧烈转变，而珠江口东翼区域建设用地保持强劲增长；（2）珠江口沿岸景观演变地理探测的最优参数等级划分为9~15类，且影响因子地理探测的最佳空间尺度阈值为90 m×90 m；（3）不同阶段珠江口沿岸景观格局演变过程均受自然、人为双重因素影响，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明显高于单因子驱动力，且以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关系为主，其中GDP变化与气温变化的交互作用对2000—2005年红树林变化的贡献最大，q值为0.345。研究揭示珠江口沿岸未来资源规划利用与综合治理必须足够重视景观斑块的尺度效应，量化探测GDP与其它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处于主导地位，权衡湾区经济快速增长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学者”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核心视角，透过学者们的师承关系可以刻画学科的形成、学术流派的变迁、学术思想的传承，乃至学科内部的派系纷争。然而，在地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忽视了对师承关系及其影响的讨论。文章以中国民国时期知名人文地理学家的师承关系为例，梳理了“竺可桢—胡焕庸—吴传钧、李旭旦”等师承脉络，并根据这些代表性学者的师承关系分析了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起源、传承及主要流派，剖析学缘网络对学术流派形成和中西方地理思想融合的影响，以及在学科形成和发展中由于师承关系所引发的学科内的政治等问题。文章认为，师承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与合作；民国时期知名人文地理学者丰富的留洋经历推动了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承，促进了早期中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融合；以师承关系为部分载体的学术团体的形成也深刻影响了地理学科的发展格局。最后，系统讨论了师承关系视角对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启发。

根据地质灾害调查资料，岩溶塌陷已成为制约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地质灾害之一。文章在详细阐述广州市可溶岩空间分布及岩溶发育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广州市岩溶塌陷的分布特征、形态特征和岩溶塌陷发育的控制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岩溶塌陷主要受隐伏岩溶发育程度、覆盖层岩土体结构特征、地质构造、水文地质环境及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控制；岩溶塌陷的直接触发因素主要为采矿和基础工程施工抽排地下水、过量开采岩溶地下水、钻探施工、地面振动加载、采矿坑道突水突泥、强降雨入渗及旱涝交替效应等。研究结果可为广州市岩溶塌陷防治提供翔实的地质依据。

以陕西某地方高校地理师范专业为例，基于目前师范类人才培养存在的普遍问题，文章提出重塑“教育信仰”，树立终身从教信念；落实“学生中心”，打造地方教育范式；提升“师范味道”，创设优质育人生态的地方高校师范类人才创新培养模式。通过循证实践，文章认为以教育信仰重塑核心要务为牵引，强化教育理想信念，以“思政引领+学科铸基+师范加持”的三维育人目标为准绳，通过直击师范生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教学内容重构和具有示范效应教学形式创新的双引擎，借助师生共同体学习方式，营造师范育人氛围和利于师范生成长的良好生态，打造“一核两翼三维”地方高校师范类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地方师范教育服务意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市场契合度。

当前，人文地理学界存在着理论发展“各自为营”、缺乏互馈与融合的问题，极为缺乏一个不同领域和流派能够对理论的概念和如何发展理论展开讨论与反思的共同基础。基于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杨伟聪教授的力著《地理学的理论和解释》（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承前启后，展开了对人文地理学当代主流理论的系统性梳理和批判性反思，并指明了未来理论建设方向。

以地方志为基本文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文章对民国时期两广地区的灾害历史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两广地区的自然灾害以水旱二灾居多，风灾、虫害、地震亦较常见，雹灾、雪灾及冷害、兽灾等较为少见。历年灾情呈现起伏波动中日渐增多之势，期间出现六个重灾年段，并以20世纪40年代的2个特重灾年为据。灾害空间分布有明显地域差异，水灾和风灾常见于江河沿岸和沿海地带，干旱和虫害以内陆区更为频繁，兽灾集中在偏远山地林区，其余灾害散布各地。两广地区灾害时空分布的差异，导致各类灾害的破坏性不尽相同。水旱灾害破坏最大，次之为风灾、虫害，再次之为地震、兽灾及其他灾害。同时，广东与广西两省灾情又有不同，广东水灾、风灾、虫害、地震均比广西严重，但在干旱、兽灾等方面则轻于广西。总的来看，民国时期两广地区自然灾害呈现既频且剧的特征，整体灾情不容乐观。

《中国城市群的创新格局与路径》一书系统论述了城市群创新的概念、理论和中国城市群的创新格局，推动了从城市群尺度对创新过程的理解，并讨论了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的规划实践和路径。未来研究可以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以下问题：（1）城市群的边界划分与区域协同创新联系分析的依赖关系；（2）关于城市群协同创新或城市网络的理论创新；（3）城市群内部不同创新主体和不同形式的网络联系的整合。

探究道路违法事件背后的潜在规律，一方面可以从源头减少危险驾驶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城市交通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提升交通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对城市内的交通违法行为开展热点探测与影响因素分析，是准确认知交通违法态势与规律的重要前提。本研究以广州2015年10月的交通违法数据为例，进行不同类别的交通违法行为时空热点分析与关联规则挖掘，基于FP-Growth算法挖掘交通违法行为数据中的违法行为种类、发生时间、空间位置和车辆信息等的关联关系，发现本地大型汽车更易发生无环保标识和违规使用车道的行为，外地小型汽车则更多发生超速行为；工作日早晚高峰与发生违反禁令标志行为存在较强关联，而非工作日则与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存在较强关联。通过将POI数据及空间位置信息引入关联关系挖掘，能够较准确地识别特定路段或公共设施附近的高发违法行为，为定点交通治理提供支持。

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和配置直接关系到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对支撑其进阶成为世界一流湾区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地理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的研究和不足，遵循“资源格局分布及影响机制”的路径，采用GINI系数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均衡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其中广州和深圳尤为明显；（2）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与城市中小学在校生数量、城市人均GDP、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教育支出等因子高度相关，特别是受中小学在校生数量的影响非常大，说明高等教育受基础教育影响较大；（3）在交互因子探测中，城市中小学在校生数量，在与经济、教育、就业和社会人口结构等因子相互作用时会达到较大的非线性增强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在未来会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珠海、东莞、佛山等7所城市为外围的地理空间圈层结构，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研究有助于理解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均衡性的具体差距，也有益于对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和政策的倾斜。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之下，日本学术界对中国重要经济地区之一广东省的相关研究成为广东省海外形象建构及中日文化互鉴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中涉及广东省的研究课题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学术群体、研究机构、核心内容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呈现日本学术界广东研究的焦点聚集与发展趋势。结果显示，日本学术界广东研究所涉研究群体庞大、研究机构丰富，研究热点呈现“经济—国别—地域”的历时变化特征，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华人华侨、中国宗族文化、广东产业经济等领域，聚焦地域国别、经济发展和语言文化三大核心聚类。通过对日本学术界广东研究学术成果的系统整理述评，一定程度上为今后广东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形象书写等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日本学术界广东省研究知识图谱”。

科学识别区域生态资源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内容。本文选择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陕西省为研究区域，选取耕地、林地、草地和水资源等主要生态资源作为评价指标，基于2014、2016、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区域生态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2014—2018年间，陕西省生态资源开发波动性较强，可分为生态资源锐减和回归常态2个阶段；（2）陕西省生态资源数量和种类有着较大的空间差异，生态资源以林地为主；（3）陕西省生态资源呈现“南北密，中部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可分为生态资源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较富集地区、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生态资源分布的区域梯度特征显著；（4）陕西省生态资源保护性开发的潜力较大，亟需构建契合区域特色的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本研究为生态资源修复和保护性开发提供了决策依据，建议不同区域应该采取差异化的对策，建立因地制宜的生态空间治理机制。

近代广东历史文献里时常使用的“广东南路”区域地理概念，大致出现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改编募勇之时，并以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设置“广东南路行政委员”一职为最终确立。民国时期，“南路”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多，其涵义有广狭两种：广义即是清代的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钦州，肇庆府的恩平、开平、新会、新兴、阳春、阳江等县，罗定州及琼崖地区；狭义专指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钦州及阳江、阳春二县。“广东南路”内涵的变动不定，既是近代广东地域政治力量不断瓦解和重组的结果，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性与战略位置不符的矛盾驱使所致。1949年后，伴随着两广省界和行政区划的调整，“广东南路”一词逐渐淡出。

电子产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全球尺度上组织生产的产业之一，同时也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曼切斯特关系学派（Manchester School）的重要创始人杨伟聪教授新著《互联世界：东亚电子产业和生产网络》基于全球生产网络2.0理论框架，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对电子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四大细分领域（即半导体、个人电脑、手机和消费电子）在21世纪10年代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呈现、演进历程及其驱动因素作出了系统的刻画与细致的解析。

张掖世界地质公园红山湾地貌景区的地貌分类和命名，长期以来存在争议。通过研究和对比，其在地貌营力、地貌形态、物质组成、地貌发育和演化过程等方面均与丹霞地貌有着显著差异。按照岩石地貌分类和命名原则，目前可将其称为红山湾地貌。作为红层地貌的一种亚类，其应与丹霞地貌并列。红山湾地貌的定义为：以构造掀斜为内营力，坡面片流为主要外营力，并在风化、重力等外营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平缓坡面具有彩色韵律旋回沉积特征的红层地貌。其特点是由白垩纪以红色为主且夹杂有青灰色、灰绿色的陆相泥岩、粉砂岩为物质基础，地貌内外主营力分别为构造掀斜与坡面片流，地貌形态以和缓起伏、具有彩色韵律旋回沉积特征的山地为主，并发育有泥钟乳、泥瀑布和小型土林等微地貌。按照地层产状与坡面形态的不同组合形式，红山湾地貌的景观类型可划分为水平彩带型、倾斜彩带型、垂直彩带型、彩虹型、倒彩虹型、水平彩带型、波浪型、扇贝型、裙褶型和复合型等10余种。此类地貌主要分布在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区与造山带密切相关的红层盆地中心地带，祁连山山区的酒泉、张掖及兰州盆地、新疆阿尔泰山脉南麓的准噶尔盆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等地均有分布。

问题解决能力是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表现，在地理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了解学生在地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认知差异规律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能力的培养。文章采用出声思维法和眼动追踪技术，探究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在解决“地表形态的塑造”章节试题时的信息加工、注意力分配以及认知负荷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基础、信息提取和信息加工能力上。学业水平高的学生，其注视次数少、区域集中、口语表达清晰，这体现出他们的认知基础更为牢固，关键信息的抓取、加工能力强，较少受到冗余信息的影响，从而高效解决问题。学业水平中等的学生，从注视点与次数上可以看出他们受冗余信息的影响较多，且存在表达犹豫的问题，这说明学生的知识结构、逻辑不清导致了加工受阻。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在认知基础、信息加工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最后，文章基于学生在问题解决时的认知差异与特点，对地理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提供了简要建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社科）项目的立项情况不仅是各地区科研实力和科研组织能力的重要标志，也可以反映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热点方向。现有文献计量学研究多关注文献的计量分析，较少从国社科项目的视角进行分析。文章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为数据源，采集1994—2021年间“所在省区市”为广东省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文献计量、知识图谱等方法对广东省国社科立项项目所反映出的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知识图景进行描绘。结果表明：（1）广东省国社科项目在研究期间共立4 794项，在所有省区市（不含港澳台）中排名第4，立项年均增长率为15.7%。其中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共立3 211项，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共立444项，立项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立项项目学科主要以应用经济、中国文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主，主要以“碳排放”、“休闲农业”、“热带气候”、“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等关键词为研究主题，研究成果主要以专著、专著结合论文以及论文结合研究报告为主，缺乏大型调研类、电脑软件和工具书类的研究成果；（3）立项单位主要以高等院校为主，其中，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立项数较多，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近年来进步较为明显；（4）核心主持人立项项目数达57%，但数量仅占项目负责人总数的1/10，核心主持人的学科以社会学为主。综合来看，广东省国社科立项数稳中有升，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少数重点高校、优势学科和核心主持人。未来，广东省在保持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应着力拓展非优势学科，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科研单位，构建包含“老、中、青”科学合理的研究梯队，形成“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局面，进一步增强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的实力。

高密度大城市绿地供应普遍不足，阐明其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差异，有利于通过针对性的绿地决策，促进居民的使用，进而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多重效益。然而，现有研究仅仅关注了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社会人口特征的少数方面，无法全面揭示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其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而且研究多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文章在对绿地使用偏好和社会人口特征拓展的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例，全面调查了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差异；于24个绿地通过系统抽样随机抽选的539位居民完成了调查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样本特征和居民绿地使用总体偏好，应用因子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揭示了绿地使用偏好在社会人口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总体上偏爱绿化自然好、游憩设施丰富和方便到达的绿地，绿地规划供应应优先考虑家和办公场所附近，同时重视植被和游憩设施的配置；（2）婚姻状况和年龄对居民绿地使用偏好的影响最为突出，性别、职业和学历等的影响较弱。因此，在城市绿地决策时，尤其需要重视不同婚姻状况和年龄居民的绿地使用偏好的差异。除了社会人口因素，未来研究也应考虑绿地特征对居民使用偏好的影响。

崩岗是中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土壤侵蚀类型。文章通过对信宜市岗尾崩岗不同地貌部位的土壤物理性质和颗粒粒径组成的研究，探讨了崩岗不同地貌部位土壤物理性质与粒径变化规律，并揭示了崩岗侵蚀的发育机制。结果显示：（1）岗尾崩岗不同地貌部位土样中的含水率、容重、比重和孔隙度等物理性质存在明显分异，上部崩壁和崩积体土壤质地较为致密、紧实，经流水改造程度较弱；中下部沟道和冲积扇土样较为松散的土壤质地显示了流水作用参与程度较强。（2）颗粒粒径组成显示岗尾崩岗土样为含砾砂土，崩壁土样呈现了花岗岩风化壳未受侵蚀状态的原状土特征，崩坡上崩积体是重力作用和水力作用共同侵蚀的产物，而沟道和洪积扇则表现为以流水为主的沉积特征。（3）不均匀系数和曲率系数显示岗尾崩岗土体堆积时间较短，崩岗发育年龄较年轻，而崩岗地貌形态和植被覆盖状况也显示其正处于发育的阶段。

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数据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面对辽阔分散和充满地域性差异的乡村，遥感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为乡村数据的收集、计算和分析提供了基础。可计算乡村通过系统性地收集乡村自然和人居环境要素的多源数据，建立乡村“图-数”关系；并利用指标计算、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方法对要素进行定量描述，可以在全域上展现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动态趋势，为乡村研究从“个案”迈向“全局”创造了可能。文章提出了可计算乡村的技术框架，包括：（1）以遥感数据为核心的多源乡村数据的类型和特征；（2）乡村数据的计算方法和“图数”关系智能解译技术；（3）“可计算”结果支持乡村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可计算乡村中仍存在的挑战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整治的探索历史久远。文章通过对建国以后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总结，分别对3个阶段土地整治的背景及其特点进行概括，并分析了当下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典型模式的优点及其特点。文章通过对投资人模式、EPC模式、PPP模式、村民自主模式以及综合体模式5种模式的分析概括，发现当下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整治模式依然存在的问题。如，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参与主体利益不平衡、土地整治需不断创新、土地整治目标单一、土地整治普及率低、监管力度低下等。通过结合当下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背景的分析，提出对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的探索需始终围绕农村、农业、农民，服务于农村发展并加大在农村地区对于土地整治的宣传；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大环境和完善自身监管制度，提升群众参与度，始终保障农民在土地整治过程中的权益。最后，鼓励各种形式的土地整治探索，在不断丰富土地整治内涵与完成土地整治成果的同时，不断寻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整治模式。

针对我国高校地理学教育出现学科独特性认识不足与服务社会热度下落，提出高校地理学科改革振兴的意见。从顶层设计入手，在培养目标上，突破原有培养地理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狭窄框框，凭借地理专业教育与育人理念有天然联系的优势，以家国情怀与地理学特色思维交融新定位，构建新型高校地理学科。为此必须进行3项重要改革振兴措施：（1）明晰地理学科知识结构，在办学中确立地理学学科的独立性。（2）以文理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特色思维，优化专业结构。（3）强化服务社会意识，回归地理学经世致用本色。新型地理学人才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家国情怀，建设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业能力。

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历史新起点，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是全面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0-2019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农业经济、乡村就业、乡村设施、乡村投资4个维度的乡村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空间视角刻画了乡村旅游和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了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10年间，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和乡村经济发展呈现“北强南弱，局部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2）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中的农业经济、乡村就业、乡村设施3个维度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对乡村投资尚不显著；（3）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贵州、湖南、湖北、重庆区域间逐步递减且呈现不同维度的空间异质性。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提出创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促进乡村旅游跨界融合、加强乡村旅游智慧建设以及成立乡村旅游合作联盟的发展建议。

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结构、社会参与及互惠支持反映了社会环境营造对个体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个人与空间、地方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研究健康不平等的重要视角。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老年居民问卷调查数据，以自评健康状况为测度，利用多层次有序逻辑回归模型，探究老年人经济社会条件、个体社会资本和环境属性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1）较高的社会信任程度、积极的社会参与态度、较高的社会参与频率及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对老年人的健康有正向效应；（2）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与空间区域差异。基于以上发现，建议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针对性地采取适老化的措施，同时推动社会照料与家庭照料协调发展，营造老龄友好型社会环境。

曾昭璇教授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开拓者吴尚时教授的大弟子，一生专攻地理学，在各分支学科多有学术创新，取得不少开拓性成就，尤以地貌学、综合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学至为突出。他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科学见解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也可在生产实践中应用，彪炳地理学史册。曾教授取得学术成就之同时形成“曾昭璇精神”，即献身地理科学、高度爱国主义、坚持野外考察和保持文化自信等风格，应予继承和发扬，为地理学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神经科学将人的身体、情感和“非理性”置于主体性地位，尤其“批判神经科学”的出现，更促使神经科学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之中。而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神经科学也开始渐渐被应用于解释人地互动过程及其机制的诠释中，形成人文地理学的“神经转向”，其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新变化及相应成果也在诸多领域得到实践。论文首先基于具身地理学和非表征理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梳理了神经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接着从空间感知、情感地理和行为实践3个方面解析了相关案例研究，介绍了当前人文地理学与神经科学跨学科实践的尝试，揭示人文地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实践的可能性和潜力，以期为人文地理学“神经转向”的跨学科对话进行新探索。

康养旅游作为大健康产业的重要部分，从时空角度把握其发展潜力对明确康养旅游发展方向与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导下，通过熵权TOPSIS法、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索了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旨在为解决中国康养旅游发展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促进中国康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1）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的康养旅游发展潜力水平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整体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空间格局，其中西部和东南沿海区域康养旅游发展潜力变化比较明显，与周边省市之间的差异关系波动较大；（2）2011—2020年，中国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所减弱，东北、华北和华中等区域保持着较明显“低值俱乐部聚集”的现象；（3）整体上中国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局部合作态势要明显强于竞争态势，其中入境旅游收入、自然保护区面积、每千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人员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旅游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等要素均对本区域或邻近区域的康养旅游发展潜力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

基本假设是任何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但区域学派认为不需要基本假设，因为地理学更关注区域个性的挖掘和区域差异的分析。显然，这虽然解决了地理学的应用出口，符合问题导向的研究需求，但与科学的一般定义确实有点距离；空间学派的基本假设是均质空间（平原），据此构建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严格说来更符合一般的科学定义。以往学者虽然指出了空间学派过于抽象的缺陷，但后继陷入社会化、微观化的发展之路，显然并没有解决空间学派甚至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之路问题。文章认为，空间学派从均质空间这一基本假设出发，虽然通过空间极化效应解决了（第一个）城市产生的机理问题（经济学视角），但并没有回答（第一个）城市产生的区位问题（地理学视角）。为此，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假设需要重新定义，即需要由均质空间重构为均质区域，后者较之前者的不同，在于有明确的边界范围，从而拥有区位价值功能属性、区域规模尺度属性、区域开放状态属性等。由此，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空间学派的内在缺陷（过于抽象，以至于脱离了地理），也可以为现有区域学派（不拘泥于基本假设，更侧重于应用）补充基本假设的缺失，并在此基础上融合空间极化效应、距离衰减效应、区域边缘效应和异速增长效应的共同作用，构建出由点状要素、线状要素和面状要素共构互融，点状结构理论、轴线结构理论和面域结构理论三位一体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体系。

文章从虚拟空间、虚拟社会、虚拟交互3个方面对《江南百景图》这一经营类手游所营造的虚拟地方进行解构与评述。在虚拟空间方面，《江南百景图》将一系列地方性文化景观符号化，以一种近似吴派山水画的滤镜重现了历史想象中的江南，并采用丝竹音乐来烘托地方氛围。在虚拟社会方面，《江南百景图》铺设了一个宏观的游戏背景将玩家带入游戏设定，并通过各城市的“探险”任务来拓展社会故事并强化城市印象。同时，采用特殊角色与普通角色这两类分工不同的NPC来丰富虚拟社会网络。虚拟交互方面，玩家与虚拟空间的核心互动方式在于城市的经营、生产以及景观设计，而玩家间的交互则通过游戏官方的引流在微博超话“社区”内实现。该虚拟地方营造的缺陷表现为：虚拟空间的不稳定性、社交关系的脆弱性、受众面和影响的局限性。最后，文章认为是玩家在虚拟中的“栖居”与情感流动，使得虚拟空间成为了虚拟地方。

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农地流转工作逐步推进，但如何加强制度统筹，提高主体农地流转意愿，提升其在参与过程中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是当前面临的农地流转执行困境。文章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运用制度可信度理论的FAT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农地流转制度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实践是由政府、村集体、农户及经营者共同推动的，凝聚主体对制度的共识即提高制度可信度感知，是影响农地流转制度有效执行的关键。当前农地流转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制度执行困境，实践中的制度难以满足参与主体的预期，影响了主体对制度功能的感知，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农地流转。因此，农地流转工作的推进要切实关注行为主体的诉求与区域差异性，发挥乡村的内生性力量，探索盘活农地资源的有效实现。研究丰富了可信度理论在中国土地管理方面的应用，整理出一个具可信度的土地流转机制，助力农地流转相关制度的优化，为处理相关“三农问题”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