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质灾害调查资料，岩溶塌陷已成为制约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地质灾害之一。文章在详细阐述广州市可溶岩空间分布及岩溶发育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广州市岩溶塌陷的分布特征、形态特征和岩溶塌陷发育的控制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岩溶塌陷主要受隐伏岩溶发育程度、覆盖层岩土体结构特征、地质构造、水文地质环境及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控制；岩溶塌陷的直接触发因素主要为采矿和基础工程施工抽排地下水、过量开采岩溶地下水、钻探施工、地面振动加载、采矿坑道突水突泥、强降雨入渗及旱涝交替效应等。研究结果可为广州市岩溶塌陷防治提供翔实的地质依据。

高密度大城市绿地供应普遍不足，阐明其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差异，有利于通过针对性的绿地决策，促进居民的使用，进而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多重效益。然而，现有研究仅仅关注了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社会人口特征的少数方面，无法全面揭示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其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而且研究多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文章在对绿地使用偏好和社会人口特征拓展的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例，全面调查了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差异；于24个绿地通过系统抽样随机抽选的539位居民完成了调查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样本特征和居民绿地使用总体偏好，应用因子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揭示了绿地使用偏好在社会人口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总体上偏爱绿化自然好、游憩设施丰富和方便到达的绿地，绿地规划供应应优先考虑家和办公场所附近，同时重视植被和游憩设施的配置；（2）婚姻状况和年龄对居民绿地使用偏好的影响最为突出，性别、职业和学历等的影响较弱。因此，在城市绿地决策时，尤其需要重视不同婚姻状况和年龄居民的绿地使用偏好的差异。除了社会人口因素，未来研究也应考虑绿地特征对居民使用偏好的影响。

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数据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面对辽阔分散和充满地域性差异的乡村，遥感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为乡村数据的收集、计算和分析提供了基础。可计算乡村通过系统性地收集乡村自然和人居环境要素的多源数据，建立乡村“图-数”关系；并利用指标计算、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方法对要素进行定量描述，可以在全域上展现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动态趋势，为乡村研究从“个案”迈向“全局”创造了可能。文章提出了可计算乡村的技术框架，包括：（1）以遥感数据为核心的多源乡村数据的类型和特征；（2）乡村数据的计算方法和“图数”关系智能解译技术；（3）“可计算”结果支持乡村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可计算乡村中仍存在的挑战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崩岗是中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土壤侵蚀类型。文章通过对信宜市岗尾崩岗不同地貌部位的土壤物理性质和颗粒粒径组成的研究，探讨了崩岗不同地貌部位土壤物理性质与粒径变化规律，并揭示了崩岗侵蚀的发育机制。结果显示：（1）岗尾崩岗不同地貌部位土样中的含水率、容重、比重和孔隙度等物理性质存在明显分异，上部崩壁和崩积体土壤质地较为致密、紧实，经流水改造程度较弱；中下部沟道和冲积扇土样较为松散的土壤质地显示了流水作用参与程度较强。（2）颗粒粒径组成显示岗尾崩岗土样为含砾砂土，崩壁土样呈现了花岗岩风化壳未受侵蚀状态的原状土特征，崩坡上崩积体是重力作用和水力作用共同侵蚀的产物，而沟道和洪积扇则表现为以流水为主的沉积特征。（3）不均匀系数和曲率系数显示岗尾崩岗土体堆积时间较短，崩岗发育年龄较年轻，而崩岗地貌形态和植被覆盖状况也显示其正处于发育的阶段。

珠江口沿岸是我国乃至全球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资源消耗最庞大的大型河口海岸带地区之一，面临着过度围垦、功能退化以及资源衰减等诸多问题，给区域生态平衡和高质量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传统遥感处理平台载荷有限导致中、大尺度地区影像处理的一致性较差引致地物分类结果精度不高。文章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平台解译形成2000—2020年共5期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总体精度介于86.27%~90.15%；其次，综合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动态度定量分析珠江口沿岸土地利用转变的时空特征；最后，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定量揭示珠江口沿岸景观演变过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近20年来珠江口沿岸景观格局频繁转变，其综合动态度介于2.66%~3.62%。珠江口西翼区域林地和耕地类型间发生剧烈转变，而珠江口东翼区域建设用地保持强劲增长；（2）珠江口沿岸景观演变地理探测的最优参数等级划分为9~15类，且影响因子地理探测的最佳空间尺度阈值为90 m×90 m；（3）不同阶段珠江口沿岸景观格局演变过程均受自然、人为双重因素影响，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明显高于单因子驱动力，且以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关系为主，其中GDP变化与气温变化的交互作用对2000—2005年红树林变化的贡献最大，q值为0.345。研究揭示珠江口沿岸未来资源规划利用与综合治理必须足够重视景观斑块的尺度效应，量化探测GDP与其它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处于主导地位，权衡湾区经济快速增长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针对我国高校地理学教育出现学科独特性认识不足与服务社会热度下落，提出高校地理学科改革振兴的意见。从顶层设计入手，在培养目标上，突破原有培养地理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狭窄框框，凭借地理专业教育与育人理念有天然联系的优势，以家国情怀与地理学特色思维交融新定位，构建新型高校地理学科。为此必须进行3项重要改革振兴措施：（1）明晰地理学科知识结构，在办学中确立地理学学科的独立性。（2）以文理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特色思维，优化专业结构。（3）强化服务社会意识，回归地理学经世致用本色。新型地理学人才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家国情怀，建设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业能力。

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历史新起点，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是全面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0-2019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农业经济、乡村就业、乡村设施、乡村投资4个维度的乡村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空间视角刻画了乡村旅游和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了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10年间，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和乡村经济发展呈现“北强南弱，局部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2）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中的农业经济、乡村就业、乡村设施3个维度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对乡村投资尚不显著；（3）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贵州、湖南、湖北、重庆区域间逐步递减且呈现不同维度的空间异质性。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提出创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促进乡村旅游跨界融合、加强乡村旅游智慧建设以及成立乡村旅游合作联盟的发展建议。

曾昭璇教授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开拓者吴尚时教授的大弟子，一生专攻地理学，在各分支学科多有学术创新，取得不少开拓性成就，尤以地貌学、综合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学至为突出。他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科学见解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也可在生产实践中应用，彪炳地理学史册。曾教授取得学术成就之同时形成“曾昭璇精神”，即献身地理科学、高度爱国主义、坚持野外考察和保持文化自信等风格，应予继承和发扬，为地理学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地球系统模式是理解过去气候与环境演变机理、预估未来潜在全球变化情景的重要工具，是集成地学相关研究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国际前沿课题。地理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正在从传统的地球表层向整个地球系统发展，文章从地球信息科学的视角，对地球系统模式理论与关键技术进行综述分析，包括：地球系统模式关键概念及各分量关系、地球系统模式关键技术分析（包括数值模式与求解方法、参数化方法、高性能计算方法、海量数据存储方法等）、地球系统模式关键数据分析（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再分析数据等）、地球系统模式预报方法分析（包括集合预报、多尺度预报、智能预报、高时空分辨率预报等）。最后，对地球系统模式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基本假设是任何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但区域学派认为不需要基本假设，因为地理学更关注区域个性的挖掘和区域差异的分析。显然，这虽然解决了地理学的应用出口，符合问题导向的研究需求，但与科学的一般定义确实有点距离；空间学派的基本假设是均质空间（平原），据此构建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严格说来更符合一般的科学定义。以往学者虽然指出了空间学派过于抽象的缺陷，但后继陷入社会化、微观化的发展之路，显然并没有解决空间学派甚至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之路问题。文章认为，空间学派从均质空间这一基本假设出发，虽然通过空间极化效应解决了（第一个）城市产生的机理问题（经济学视角），但并没有回答（第一个）城市产生的区位问题（地理学视角）。为此，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假设需要重新定义，即需要由均质空间重构为均质区域，后者较之前者的不同，在于有明确的边界范围，从而拥有区位价值功能属性、区域规模尺度属性、区域开放状态属性等。由此，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空间学派的内在缺陷（过于抽象，以至于脱离了地理），也可以为现有区域学派（不拘泥于基本假设，更侧重于应用）补充基本假设的缺失，并在此基础上融合空间极化效应、距离衰减效应、区域边缘效应和异速增长效应的共同作用，构建出由点状要素、线状要素和面状要素共构互融，点状结构理论、轴线结构理论和面域结构理论三位一体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体系。

基于对身体地理的关注，以及近年来热议的“基础设施转向”，地理学中已经悄然兴起一股对传统的理解基础设施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文章对地理学中“身体作为基础设施”的理念及前沿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梳理发现，地理学中“身体作为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是从3个核心维度来展开的：（1）将身体视为“流动”的基础设施。这一方面要求对人身体的具身流动实践进行关注，尤其是其在洞察社会空间权力关系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另一方面，也要求去关注人身体的流动所产生的社会空间影响。（2）身体作为城市日常基础设施。在这种理解中，身体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社会权力的协商与抗争方式，来应对其所面临的基础设施暴力，挑战现有的城市空间秩序。同时，身体也成为临时的基础设施“灵活配置”，支撑城市社会空间系统的运行。（3）通过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的引进，讨论了身体作为社会保育基础设施的存在，关注了女性及其他边缘化群体的身体如何通过其日常生活实践来帮助建设、发展和维系社会的运转。将“身体作为基础设施”理念的引入，不仅拓宽了对“基础设施”的本体认知，也有益于加深理解身体是如何被社会和环境因素所塑造，使其更好地运用于未来的研究。

神经科学将人的身体、情感和“非理性”置于主体性地位，尤其“批判神经科学”的出现，更促使神经科学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之中。而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神经科学也开始渐渐被应用于解释人地互动过程及其机制的诠释中，形成人文地理学的“神经转向”，其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新变化及相应成果也在诸多领域得到实践。论文首先基于具身地理学和非表征理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梳理了神经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接着从空间感知、情感地理和行为实践3个方面解析了相关案例研究，介绍了当前人文地理学与神经科学跨学科实践的尝试，揭示人文地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实践的可能性和潜力，以期为人文地理学“神经转向”的跨学科对话进行新探索。

科学识别区域生态资源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内容。本文选择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陕西省为研究区域，选取耕地、林地、草地和水资源等主要生态资源作为评价指标，基于2014、2016、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区域生态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2014—2018年间，陕西省生态资源开发波动性较强，可分为生态资源锐减和回归常态2个阶段；（2）陕西省生态资源数量和种类有着较大的空间差异，生态资源以林地为主；（3）陕西省生态资源呈现“南北密，中部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可分为生态资源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较富集地区、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生态资源分布的区域梯度特征显著；（4）陕西省生态资源保护性开发的潜力较大，亟需构建契合区域特色的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本研究为生态资源修复和保护性开发提供了决策依据，建议不同区域应该采取差异化的对策，建立因地制宜的生态空间治理机制。

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整治的探索历史久远。文章通过对建国以后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总结，分别对3个阶段土地整治的背景及其特点进行概括，并分析了当下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典型模式的优点及其特点。文章通过对投资人模式、EPC模式、PPP模式、村民自主模式以及综合体模式5种模式的分析概括，发现当下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整治模式依然存在的问题。如，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参与主体利益不平衡、土地整治需不断创新、土地整治目标单一、土地整治普及率低、监管力度低下等。通过结合当下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背景的分析，提出对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的探索需始终围绕农村、农业、农民，服务于农村发展并加大在农村地区对于土地整治的宣传；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大环境和完善自身监管制度，提升群众参与度，始终保障农民在土地整治过程中的权益。最后，鼓励各种形式的土地整治探索，在不断丰富土地整治内涵与完成土地整治成果的同时，不断寻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整治模式。

康养旅游作为大健康产业的重要部分，从时空角度把握其发展潜力对明确康养旅游发展方向与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导下，通过熵权TOPSIS法、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索了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旨在为解决中国康养旅游发展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促进中国康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1）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的康养旅游发展潜力水平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整体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空间格局，其中西部和东南沿海区域康养旅游发展潜力变化比较明显，与周边省市之间的差异关系波动较大；（2）2011—2020年，中国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所减弱，东北、华北和华中等区域保持着较明显“低值俱乐部聚集”的现象；（3）整体上中国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局部合作态势要明显强于竞争态势，其中入境旅游收入、自然保护区面积、每千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人员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旅游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等要素均对本区域或邻近区域的康养旅游发展潜力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

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结构、社会参与及互惠支持反映了社会环境营造对个体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个人与空间、地方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研究健康不平等的重要视角。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老年居民问卷调查数据，以自评健康状况为测度，利用多层次有序逻辑回归模型，探究老年人经济社会条件、个体社会资本和环境属性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1）较高的社会信任程度、积极的社会参与态度、较高的社会参与频率及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对老年人的健康有正向效应；（2）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与空间区域差异。基于以上发现，建议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针对性地采取适老化的措施，同时推动社会照料与家庭照料协调发展，营造老龄友好型社会环境。

文章从虚拟空间、虚拟社会、虚拟交互3个方面对《江南百景图》这一经营类手游所营造的虚拟地方进行解构与评述。在虚拟空间方面，《江南百景图》将一系列地方性文化景观符号化，以一种近似吴派山水画的滤镜重现了历史想象中的江南，并采用丝竹音乐来烘托地方氛围。在虚拟社会方面，《江南百景图》铺设了一个宏观的游戏背景将玩家带入游戏设定，并通过各城市的“探险”任务来拓展社会故事并强化城市印象。同时，采用特殊角色与普通角色这两类分工不同的NPC来丰富虚拟社会网络。虚拟交互方面，玩家与虚拟空间的核心互动方式在于城市的经营、生产以及景观设计，而玩家间的交互则通过游戏官方的引流在微博超话“社区”内实现。该虚拟地方营造的缺陷表现为：虚拟空间的不稳定性、社交关系的脆弱性、受众面和影响的局限性。最后，文章认为是玩家在虚拟中的“栖居”与情感流动，使得虚拟空间成为了虚拟地方。

近代广东历史文献里时常使用的“广东南路”区域地理概念，大致出现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改编募勇之时，并以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设置“广东南路行政委员”一职为最终确立。民国时期，“南路”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多，其涵义有广狭两种：广义即是清代的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钦州，肇庆府的恩平、开平、新会、新兴、阳春、阳江等县，罗定州及琼崖地区；狭义专指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钦州及阳江、阳春二县。“广东南路”内涵的变动不定，既是近代广东地域政治力量不断瓦解和重组的结果，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性与战略位置不符的矛盾驱使所致。1949年后，伴随着两广省界和行政区划的调整，“广东南路”一词逐渐淡出。

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农地流转工作逐步推进，但如何加强制度统筹，提高主体农地流转意愿，提升其在参与过程中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是当前面临的农地流转执行困境。文章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运用制度可信度理论的FAT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农地流转制度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实践是由政府、村集体、农户及经营者共同推动的，凝聚主体对制度的共识即提高制度可信度感知，是影响农地流转制度有效执行的关键。当前农地流转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制度执行困境，实践中的制度难以满足参与主体的预期，影响了主体对制度功能的感知，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农地流转。因此，农地流转工作的推进要切实关注行为主体的诉求与区域差异性，发挥乡村的内生性力量，探索盘活农地资源的有效实现。研究丰富了可信度理论在中国土地管理方面的应用，整理出一个具可信度的土地流转机制，助力农地流转相关制度的优化，为处理相关“三农问题”提供参考。

问题解决能力是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表现，在地理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了解学生在地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认知差异规律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能力的培养。文章采用出声思维法和眼动追踪技术，探究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在解决“地表形态的塑造”章节试题时的信息加工、注意力分配以及认知负荷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基础、信息提取和信息加工能力上。学业水平高的学生，其注视次数少、区域集中、口语表达清晰，这体现出他们的认知基础更为牢固，关键信息的抓取、加工能力强，较少受到冗余信息的影响，从而高效解决问题。学业水平中等的学生，从注视点与次数上可以看出他们受冗余信息的影响较多，且存在表达犹豫的问题，这说明学生的知识结构、逻辑不清导致了加工受阻。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在认知基础、信息加工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最后，文章基于学生在问题解决时的认知差异与特点，对地理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提供了简要建议。

当前，人文地理学界存在着理论发展“各自为营”、缺乏互馈与融合的问题，极为缺乏一个不同领域和流派能够对理论的概念和如何发展理论展开讨论与反思的共同基础。基于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杨伟聪教授的力著《地理学的理论和解释》（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承前启后，展开了对人文地理学当代主流理论的系统性梳理和批判性反思，并指明了未来理论建设方向。

基于时空制约的分析框架，融入外来务工人员的感知视角与偏好特征，以广州10个城中村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究这一群体的休闲行为的时空选择与制约因素。研究发现：（1）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特征呈现出休闲时长短、休闲空间以自家型为主、休闲消费少的特点，以屏幕为核心的休闲行为特征明显；（2）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感知制约因素可划分为3个维度，包括结构制约、组合制约和能力制约，其对于结构制约的感知最强，对于能力制约的感知最弱；（3）能力制约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时长与户外型休闲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所感知的高工作时长和低收入是制约其开展户外休闲活动的重要制约因素；（4）外来务工人员的价值偏好、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与居住空间特征对于其休闲时长与休闲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文章建立了与时间地理学中时空行为三项制约的对话，融入休闲感知制约的视角，挖掘了屏幕时代下休闲行为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开展的制约因素。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与制约因素，进而从政策层面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开展休闲活动的质量，增进其城市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

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密度进一步提高，城市气候条件发生改变（如城市通风、城市热岛效应），并产生一系列城市环境问题，包括物候变化、能耗增高、舒适性降低、空气污染严重和传染疾病增加等，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及生活质量。目前用于探讨城市气候问题的方法包括实测及数值模拟方法等，以探讨城市气候变化规律，发展有效合理空间规划方案，并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相比其他手段，遥感技术具有时序高、覆盖全的优点，逐渐在城市气候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为了更好地理解遥感技术在城市气候中的应用，本文将系统介绍一些常见的地表参数遥感获取技术，包括各类地表覆盖及地表温度反演技术等；此外，文章进一步介绍如何综合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开展常见的城市气候应用分析，如城市蓝绿空间的降温效果及基于城市街区环境的微气候分析等；最后，对当前城市热环境的遥感技术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展望，为同行开展类似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侨乡是透视海内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地发展实践以及检验跨文化与跨制度交互融合的复杂地域空间，然而相较于侨乡丰富的跨国内涵与国家意义，目前地理学界给予的关注和研究还较少。文章透过侨乡旅游开发，以开平赤坎古镇关族图书馆旅游征收为研究案例，在对案例地连续6个月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构建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揭示跨国主体间复杂的权力交互过程和规律。结果表明：在侨乡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呈现出科层权力垂直尺度与海内外社会网络水平尺度交织的尺度关系特征；在围绕产权进行的尺度政治过程中，跨国主体通过使用垂直、水平和表达3种尺度形式进行尺度重构，利用尺度上推和下推的方式产生出新的尺度作为斗争手段；相对弱势的主体一般会采用尺度上推的手段，打破固有的尺度边界，完成尺度的转换；相对强势的主体则会使用尺度下推的策略巩固自身的尺度边界，达到尺度固定的目的；表达尺度作为各主体的通用尺度工具，辅助达成各自在垂直尺度或水平尺度博弈的目的；国内科层行政权力作用的垂直尺度作为刚性尺度决定着结果的最终走势，海内外宗族社会网络间的水平尺度则作为柔性尺度影响着决策形成，如何撬动和获得更高垂直尺度的支持，是实现权力关系转变的关键。研究结果力图呈现侨乡社会特殊的“侨地”特征，为更好地指导侨乡旅游地开发与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并初步回应地理学界长期忽视对侨乡特殊“人—地”关系及其空间响应的关注。

电子产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全球尺度上组织生产的产业之一，同时也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曼切斯特关系学派（Manchester School）的重要创始人杨伟聪教授新著《互联世界：东亚电子产业和生产网络》基于全球生产网络2.0理论框架，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对电子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四大细分领域（即半导体、个人电脑、手机和消费电子）在21世纪10年代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呈现、演进历程及其驱动因素作出了系统的刻画与细致的解析。

《中国城市群的创新格局与路径》一书系统论述了城市群创新的概念、理论和中国城市群的创新格局，推动了从城市群尺度对创新过程的理解，并讨论了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的规划实践和路径。未来研究可以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以下问题：（1）城市群的边界划分与区域协同创新联系分析的依赖关系；（2）关于城市群协同创新或城市网络的理论创新；（3）城市群内部不同创新主体和不同形式的网络联系的整合。

随着城市化不断加快，城市扩张从水平方向的低密度发展逐渐趋向于垂直方向上开发中高层建筑，建立模拟城市扩张的动态三维模型对于正确探究城市的三维空间的演变过程十分重要。但是目前对于城市三维扩张的模型研究十分有限，且已有部分三维模型研究仍以二维的土地利用面积为需求限制条件，这与实际三维扩张的模拟思想不符。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深圳市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以二维FLUS模型为基础的3D-FLUS模型，该模型以不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情景下建筑物体量为限制需求，通过挖掘平面扩张和垂直增长相结合的转换规则建立的三维城市扩张的模拟模型，解决以往研究水平和垂直模拟过程割裂的问题。研究表明3D-FLUS模型在水平方向建设用地的模拟中，FoM指数为0.34，Kappa系数为0.887 9，总体精度为95.14%，垂直方向上各建筑物体量的相对误差小于等于10%，拟合误差较低。且模型预测了未来不同SSP情景下深圳市的三维城市扩张结果，对于未来城市的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两代对河湟的治理上都表现出了因俗而治的特点，这对于现今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明代在“多封众建，僧徒尚用”的思路下，赋予了河湟藏传佛教寺院政治经济等方面特权，这对河湟佛寺的空间分布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是国家力量所主导的。清代虽主张兴黄教，但雍正年间河湟内属化后，实际上将多数寺院的各类特权收归地方政府，所以佛寺的分布与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具有内在性。通过复原明清河湟藏传佛教不同类型寺院的空间分布，构建出相应的佛寺分布秩序重塑的动态过程，以此来更加立体认识中原王朝与藏传佛教持续的交流互动中所体现的治边思想。

电子信息产业是珠三角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采用区位熵分析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水平，并基于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的电子信息企业POI数据，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分析2015—2022年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进而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珠三角各城市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广州和深圳处于领先地位；（2）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布局由以广州、深圳为核心零散分布演变为向周边城市连片扩散分布；（3）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信息化人才、科技创新能力、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学科基本原理蕴含着学科的基本思想方法，明确学科思想方法的教育价值及其运行机制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一招。区域差异体现了地理学的第二定律“空间异质性”，关注区域差异是地理学考察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梳理有关区域差异的内容要点，明晰地理区域差异思想方法的内涵和谱系，关键在于：基于地理过程的差异本源性剖析区域差异现象的形成原因，基于空间尺度和地带性与非地带性角度认识区域分异规律，基于区域差异以因地制宜观念应对实践问题和价值判断。据此结合具体内容反哺基础地理教育，探讨区域差异思想方法对于中学地理教学的指向性要求。

快速城市化和气候变化正在呈巨大加速度改变地球及其地球系统，文章基于人类世的视角探讨地理学新使命和新领域。地理学作为地球科学的重要学科，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人类世新地球科学时期将成为最具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学科。界定人类圈时空构成，重建人地关系研究框架，开展人地关系拓扑学研究，尽快回归统一地理学研究传统，基于统一地理学研究框架展开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地理学的新使命。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科学问题，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需要重塑。历史地理学需要更加重视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研究，如史前海洋文明史和大陆文明史以及近代环境污染史等。经济地理学要特别重视金融—贸易—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链—全球产业链，以及地球南方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政治地理学应将从地球地带政治转向地球系统治理，需要创造有效的全球合作的制度框架，关注非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对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影响。社会地理学需要重视人类社会群体对全球性问题转变的贡献，特别是人类自身种族、性别、阶级、社会群体地理结构等不平等的作用。文化地理学要特别关注人类使用各种文字和符号学工具后对人类生活的星球及其地方的意义，从中挖掘更加有效的干预快速地球变化的对策。应对巨大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气候变化和地球变化，城市地理学也需要尽快从城市内部结构—城市体系—城市化的研究框架转向基于绿色增长的城市地理学新研究框架。非常可能，人类世地理学将给地理学家一些新学科发展想象空间，例如深海和深空探索、行星地理学，星际殖民和移民等。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地区资源差异明显，区位条件复杂，建设发展路径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研究结合国土空间要素与民族区域特色，基于城乡统筹、文旅资源、农业条件和生态保护4个目标层，构建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分类指标体系，提出“全域评价-分级赋值-综合归类”的民族村寨建设分类方法，以湖北省民族自治地区“一州两县”为案例，进行民族村寨建设类型划分实践。研究发现“一州两县”大部分村寨人文资源丰富，城镇要素辐射能力不足，且土地资源有限，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在建设类型中，文旅和农业资源优良，生态敏感的村寨数量较多，应当在注意生态保护的同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提高城乡要素统筹水平，积极融入城镇产业辐射范围，各项禀赋皆不足的村寨数量较少，有待通过与区域中的核心村寨合作形成区域联动。本文增益于即有乡村分类研究中民族村寨研究主体的缺失，旨在为民族村寨建设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品质优良的教材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保证之一。由于种种原因，21世纪以来，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教材以外的教材建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结果是市场上的教材品质不能令授课教师们满意。相关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由于更新慢，虽然考虑到了我国教学传统的惯性，但对学科的新发展关注不够，对学生地理基础的考量不够。在国家日益重视人才培养质量的大背景下，有必要重提大学教材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进而建构出新的写作和出版机制，催生理想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这种教材应当充分吸收世界上各国编写同类教材的经验教训，吸取其长处，在组织结构、内容、表达方式、学生友好、直观材料使用等方面作出努力，在内容上不必面面俱到，在深度上不能太深，但引起读者的兴趣也应当作为重要标准之一。英美同行撰写的同类教材经过了市场的检验，尤其是英国同行撰写的同类教材，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针对我国多样化的教学需求，我们应当编写出令授课教师满意的各种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来。

课程思政是实现“三全育人”战略目标的关键举措，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数字高程模型与地形分析》是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一门兼具理论和实践的高阶课程，对学生专业知识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大思政”格局下，以“课堂教学为基础，科学研究为引领，学科竞赛为引擎”的教学思想为指引，充分利用有限的学时，深入发掘课程中的思政教学要点，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成效、教学反思等方面，与“课程思政”育人元素进行有机融合，为地理信息科学相关领域课程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以创新合作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创新网络，可以有效推动知识溢出和要素流动，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是目前创新主体间开展合作交流的重要模式。本文以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采集珠三角地区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集群创新网络，深入探究网络空间格局的演化历程，同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多维邻近性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集群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结果表明：（1）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空间格局由“核心-边缘”结构向多中心发展转变，东莞和佛山在网络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2）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及技术邻近性对于驱动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演化发挥显著作用；（3）从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来看，邻近性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4）地理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存在相互替代效应，组织邻近性和技术邻近性存在互补效应；（5）个体及网络结构属性对珠三角集群创新网络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提升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对巩固产业脱贫成果、实现脱贫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加强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理论研究是当前学界亟待关注的重大问题。解决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全面厘清影响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探清各因素间的运行机理。本文以西南地区为例，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试图提炼影响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收益期望、效价因素、主体因素、客体因素、中介因素是影响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主要因素；（2）从影响机制看，收益期望是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根本内动力，效价因素是直接推动力，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是基本保障力，中介因素是外生调节力；（3）基于因素之间蕴含的行为意愿逻辑线，构建了以“收益考量—条件评价—中介催化—发展意愿”为框架的农户产业发展意愿“四阶段”模型，该模型对系统认识脱贫农户乡村产业发展意愿具有全面系统的解释力。最后，从效益释放、风险防范、条件保障及政策供给等4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社区生活带来新的变化，社区团购迅速发展，大量自提点涌现给传统零售商贩带来挑战，遂成为社会与学界关注的焦点。早前研究集中在经济管理学领域，地理学空间视角的研究相对缺乏。为此，本文基于武汉市8 580个社区团购自提点的POI数据，运用文本分析、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探究其依托对象、经营状况、多尺度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团购自提点（1）依托对象以社区商业网点为主、多类型共存，各类自提点经营状况差异较大；（2）空间分布不均衡，宏观上呈中心集聚、外部均衡的中心-外围结构、“东北-西南”走向的对称分布，中观上具有“L+O”的带状集聚特征，微观上尽量靠近社区出入口，基本实现5分钟步行可达；（3）地区第一产业占比，农业总产值，路网密度以及人口密度是自提点密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与其他社会经济因子交互后解释力大幅提高，高达90%以上。最后，对未来社区团购的优化发展提出建议并对后续研究工作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