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琴（以下简称李）：苏老师，我了解到您本科就读于东南大学建筑系，之后硕士进入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再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博士。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是如何从建筑学一路走入地理学？

苏晓波（以下简称苏）：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挺稀里糊涂的。那时候报志愿，不太懂专业是怎么回事，我哥在建筑行业工作，他觉得建筑设计挺吃香，就极力推荐我去学。我也没太多想法，想着能上大学就行。后来运气不错考上了东南大学建筑系，从1995年一直读到2000年。我们专业是五年制，读下来并不轻松。虽然我的成绩不拔尖，但基本能跟得上。一直到1999年暑假，我去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实习，在孟建民教授的团队做项目。说实话，实习期间学到不少知识，但越做越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干这行的料。天天坐在电脑前画图，看不见蓝天大地，心里憋得慌，慢慢的对这行也越来越提不起兴趣。那会儿就开始琢磨，是不是该换个专业？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可能比较适合搞点人文的东西，于是开始上网查学校、查专业，想转到人文地理去读研。当时也考虑过南京大学，但后来还是想去更南一点的省份发展，就决定试试中山大学。实习一结束我就开始备考，大概3个月左右，也比较幸运考上了中山大学的地理系，当时叫“城环学院”。一直到2000年9月入学，我正式转入人文地理方向，跟着保继刚教授学习。读着读着又起了继续深造的念头。那时候没想去太远，只申请了两所学校，一个是香港大学，一个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时我就在想，谁先给我录取通知书、给我奖学金，我就去哪里。结果新加坡国立大学先给了我录取和奖学金，我就这么决定去了新加坡。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我继续做和硕士阶段相关的研究，还是研究云南丽江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整个博士阶段读下来大概用了4年时间，写完论文、答辩、修改、提交……后来也挺巧的，一步步就来到了美国工作。

李：听完您的求学经历让我深受触动，我们都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勇于去尝试、去试错。有梦想就去追，当然不一定都能像苏教授一样能追得上。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教授，在您的求学经历中，有没有哪些老师或哪些事件对您影响深远，或者有哪些转折点？

苏：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让我印象很深刻，丁传金老师。我学的是建筑学，头两年都要上美术课，一年素描，一年水彩。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画过画，完全是从零起步，刚开始真是学得特别吃力。但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这些“后进生”特别好，周末专门把我们叫过去补课、讲基础，看我们画。他的鼓励特别重要，让我在当时那么难的起点上没放弃，最终坚持把建筑设计学下来。虽然后来我没继续走这条路，但这个阶段对我来讲挺重要的。

在南京，另外一个让我感动的老师是李小平，她不是专业老师，是学工部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学习压力很大，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导致我非常苦闷。前几年的学习我感觉非常晦暗，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幸运的是李老师经常开导我，鼓励我坚持下去。我到现在还记得在一楼一间昏暗的办公室，很多个周五的下午李老师静静听我述说心中的烦恼。那个时候都没有心理咨询这个事，李老师就是我的心理咨询师，让我在最无助的时候没有放弃。

到了中山大学以后，我跟着保继刚老师读硕士。保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两个印象：第一是专注勤奋，他特别专注，而且经常与我们分享、讨论书中内容。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很贪玩，从没认真想过要沉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但正是保老师让我意识到什么叫做学问。第二个是“自由”，保老师给了我特别大的自由空间，让我自己去想要研究什么、怎么做硕士论文，我觉得这对我后来走上研究之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起点，非常感谢保老师这种教育方式。

后来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我的博士导师是一位新加坡女教授，名字叫Peggy Teo。她和保老师一样，对学生非常宽容。我那个时候其实基础很差，不光英文不好，而且对整个英语学界中人文地理传统也不熟，很多概念都是头一次接触。但Teo教授并没有给我太大压力，而是让我先去读、自己琢磨，有什么问题再去找她讨论。这种方式特别适合我。她没有强行规定我要做哪个课题、用什么方法，而是让我自己去找方向。现在回头看，如果当时他们给我规定了一个题目，我肯定就不乐意做了。所以我觉得，每个学生确实都有不同的特点，合适的引导方式真的太重要了。

最后还想说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人，是我来美国工作之后的一位同事Alexander B. Murphy教授。他是一个在政治地理界非常有名的学者，但平时跟我们一起工作、聊天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什么“大牛”。特别平易近人，相处起来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对我影响也很大。

李：您提到的导师给学生足够的空间，由学生自己探索，适当时候给予引导，这种方式我也有同感，也很适合我。上次有幸听到您在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做的讲座，有一点印象很深刻，您说当时受到疫情、政治环境等种种因素，在中缅边境的调研困难重重，我们比较关注您最近的调研情况，以及您最近在边境研究方面的关注焦点，可否在这方面谈一谈？

苏：在中缅边境做研究，最大的难题就是——没办法正常进出。不像现在我们去老挝、越南这些国家，无论游客身份也好调研身份也罢，拿着护照就能走免签通道进去。但中缅就不一样了，哪怕拿着护照、办好签证，都未必能用上，很多时候得依靠一些地方上的制度性安排才能进去。更麻烦的是即便出去了，还得想如何能顺利回来。尤其在疫情期间更严，中缅边境直接修起了围栏，管理全面升级，我在2023年和2024年各去了一次。总体来看，当前边境调研的困难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中缅双方的边境管控越来越严格，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缅甸北部局势实在不安全。我们做研究，首先得保证人身安全，所以这两年做中缅边境的研究，也很困扰我。

目前我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块内容：货物和人的跨境流动，简单来说就是货物和人出入境的安排。第一部分关于货物的跨境流动，目前非正规货物已经随着边境围栏的建立大大减少，但在免税的小额贸易或者说边民贸易方面由于中缅双方执法部门定义有所不同，标准不一致，这就给边境贸易商带来一定挑战。第二部分是关于人的跨境流动，尤其是缅方边民来中国工作的出入境管控问题。疫情后中国这边很多制度都恢复了，但缅甸那边反而更加收紧。缅方现在限制本国人员出境，给边境的劳动力流动造成很大阻碍，直接影响到云南德宏州一带的一些边境地区产业发展。

李：您在今年1月份，运营的公众号“人地学谈”发表了第一期访谈《王法辉教授访谈》，目前已经发布了七期。这些访谈阅读量都很大，反响很热烈。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创办这个公众号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叫“人地学谈”这个名字？

苏：第一个原因是不想让时间荒废掉，这些访谈两年前我已经基本做完了，只是中间一直拖着没整理，后来到了今年年初，我下定决心，不如自己搞个公众号，把这些访谈慢慢整理出来，一个个放上去。总共大概有二十个左右，也算把闲暇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我想记录和分享一些“没被写进名人堂”的学者的故事。我们现在在海外学术圈里活跃的、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大多是60后——访谈里年纪最大的就是马润潮教授。他们虽然没有像段义孚先生那样做出经天纬地的巨大成就，但在我眼里，他们都是非常踏实、做了很多事的人。这些学者可能不在聚光灯下，但他们的经历、选择和坚持，其实很值得被记录，也很值得后来的年轻人听一听。这些受访者大多是在2000年之前出国的，有些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出来，在美国求学、工作、慢慢扎下根来，很多人还在学术一线活跃。我很想听听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把这些故事和经验分享出去。

其实最早萌生这个想法，是在一次跟保继刚老师聊天时，他提到美国有一批华裔历史学家做了一个系列的学术访谈项目，是那种比较偏学术档案的风格。后来保老师问我，晓波你要不要也考虑做点类似的东西？我当时虽然没有马上决定，但还是有些心动的。后来索性决定做一个更宽泛的访谈，不光聊学术，也聊人生经验、生活感悟、时代背景。

至于这个公众号为什么叫“人地学谈”，其实也挺自然的。我们做地理的说到底就是在探讨“人地关系”。“学谈”这个词，一方面我想从学术出发，探讨专业的学术知识；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个平台是分享人生经历的地方，可以聊聊人生、讲讲故事，所以起名“人地学谈”。

李：从目前的内容看，您不仅关注学者的研究，也特别重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态度。已先后推出了王法辉、李唯、马润潮、周宇、柳林、芦咏梅和关蔚禾7位教授的访谈，他们学术背景各异、风格独特。在访谈过程中有没有特别让您感触深刻或惊喜的时刻？有没有哪位教授的回应对您本人产生了启发？

苏：我是这个访谈项目的第一位听众。每一场访谈都是我亲自去听、去回应、去琢磨，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信息的获取，更是一种人生的思考。我比受访的很多教授年纪小一些，他们大多是60后，而我是70后。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不仅是学术上的，还有人生经验上的启发。一开始我并不认识所有受访的教授，只是因为做这个项目才鼓起勇气去联系他们。没想到这些教授都积极主动答应了，愿意抽时间来分享他们的经历。对我来说这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虽然大家的学术背景不尽相同——有人做自然地理，有人做人文地理，有人做GIS，但我能感受到大家地理人的基因，有着地理人的共同语言。

另外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无论这些教授来自哪里，无论他们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来到美国，他们都对中国地理学界的发展抱有真诚的关注和支持。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默默无闻地、无偿地做了很多工作，愿意为国内的学术发展尽一份力。哪怕身在海外，他们依然希望能推动学术交流、促进国内与国际的对话。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仅让我受益，也一定会对国内以及还在海外求学的年轻学者起到积极的影响。

李：我觉得您的这个访谈项目，不只是在记录别人，其实也在慢慢影响、塑造每个看过它的人。另外，恭喜您近期担任了国际知名期刊《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以下简称“TPG”）的联席主编，这是中国地理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重要突破。您能否谈谈接任这一角色的契机？

苏：我是在2024年6月底正式从系里的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的。前几年主要忙系里事务，事情多，也没心情去考虑其他的事。退下来之后我就开始琢磨，除了正在做的那个公众号，是不是还能找点别的事干？不然每天吃吃喝喝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总觉得这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正好那时候看到TPG在招新的联席主编，他们希望有学者愿意申请加入编辑团队。我就动了念头。其实一开始也没多大把握，但在几位资深的政治地理学者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试着申请，没想到最后成功批下来。

而我之所以选择TPG这个期刊，重要的原因是我真心认可它的定位。与一些以美国为中心的政治地理期刊不同，TPG更多地关注欧洲、全球南方这些地区的政治地理问题，它有一种更全球化、更包容的视野。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也是我特别看重它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希望我的学术生活不只局限于写文章和审文章这两个方面，也想体验编辑的角色。作为主编可以从新的视角看整个学科的发展和动态，是全新的体验。

李：虽然一直和苏老师讨论学术相关问题，但也能感受苏老师对生活的态度，积极向上，勇于尝试新鲜事物，不断突破身份限制，这一点让我深受启发。关于TPG期刊，其实我们从事或者关注政治地理研究的学生、学者都知道TPG是政治地理学界权威期刊，文章质量很高。国内多数政治地理学及相关领域学者无论研读还是投稿都会将其列入为第一梯队。作为主编，在您看来TPG更关注哪些话题？TPG期刊与其他相关领域期刊，如《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等期刊在政治地理议题上关注焦点有何不同？

苏：其实TPG这个期刊最初带着很明显的政治地理印记的。它的创刊人是UCLA的John Agnew，是政治地理界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所以一开始这个期刊的学术基调是和政治地理非常紧密相关的。现在的TPG已经经历了几轮编辑团队的更迭，主编团队的构成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目前的首席主编其实并不是政治地理出身的，他是做政治学的。而在整个主编团队里，我是唯一一个相对聚焦于政治地理的联席主编，这也意味着现在的TPG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由政治地理学者主导的期刊。编辑的背景非常多元，除了政治地理，也有做政治学、国际关系、传播研究的学者，当然也还有不少是地理学出身的。有时候我也在想，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能见仁见智。但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转变，也是TPG逐步形成自己特色的一个结果。

TPG的名字本身就点出了它的三大核心关键词：Territory（领域）、Politics（政治）、Governance（治理）。我们希望每一篇投稿，至少要和这三者中的一两个概念发生实质性的关联。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重点，但不能完全忽略掉其他的维度。所以与《Political Geography》《Geopolitics》，以及包括《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等这种以政治地理研究为核心的期刊相比，TPG的学术口径更加开放，话题也更宽泛，也希望能吸引更多学科背景多元的学者投稿。

李：非常感谢苏老师分享投稿TPG期刊的干货。另外我们团队目前在关注海洋，聚焦海洋的政治地理议题。作为主编，在这方面您觉得有哪些海洋政治地理话题会更符合TPG期刊关注倾向？

苏：其实不管是研究陆地还是海洋，关键的不是地形差异，而是界定为一个“领域”。我们讲“领域”，就一定涉及到ownership（所有权）的概念。比如在海洋上，像北部湾这样的共同渔场，看起来是共享的，但背后其实也是一种相对明确、制度化的所有权安排。如何去界定谁有权力使用、管理和开发这些海域？这些权力又是怎么划分、协商、争夺的？这是TPG感兴趣的问题。其次涉及到政治关系，不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关系，也包括政府与渔民、政府与商船、技术性的操作背后复杂的政治关系正是TPG所关注的。最后是治理，比如谁是主控方？谁是被控方？彼此之间是如何协商的？如何互动的？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议题。从我的个人理解来看，海洋领域与陆地领域最大的不同在于海洋的“流动性”。海洋不像陆地那样边界清晰、空间固定，它更开放、更具动态性，这也意味着海洋领域里的权力关系和治理结构会更加复杂。

李：谢谢苏老师，您给我们提供了3条路径，其实不仅是针对投稿TPG期刊，也为我们展开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可行思路。提到投稿，您在今年的3月份，受邀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师生就TPG期刊的投稿和论文发表话题进行过一次交流，干货满满。但我们有些同学错过了那次分享，非常遗憾。所以想借此机会，再请您以主编的角色，为我们分享一些投稿须知或建议（后期会请苏老师做关于投稿的讲座，所以今天简单谈一谈）。

苏：我觉得作为作者，投稿之前起码的一件事就是要读一读这个期刊上都在发些什么样的文章，搞清楚别人正在探讨什么话题，这本期刊到底关注什么样的议题，这应该是最基础的出发点。

李：如您所说，投稿前至少要对投稿期刊进行基本的了解。其实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编辑、审稿人的尊重。最后，我们都知道您在国际地理学界影响深远，并且长期在西方学界发出中国声音，实属不易。而在国内，您也是许多青年学者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能有机会采访到您，非常荣幸。所以在访谈结束之前想请您再为国内学者们鼓鼓劲，对中国国内年轻的地理学者或者政治地理学者，包括正在从事的、未来有想法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生、青年教师等，给出一些寄语。

苏：说实话，我绝对谈不上“引路人”。现在国内的教授还有学生无论是研究能力还是视野都很强悍，甚至很多研究做得比我的工作要成熟得多、有意思得多。现在的学术环境和我20多年前在国内读书时的情况，已经完全是两个时代了。

关于政治地理研究，我们现在所处的学术语境“主流”仍然没有太大变化，话语权被西方学者所主导，华人学者的声音要脱颖而出还需要很长时间，还需要更大的努力。我们要在从事自己研究的同时把中国案例提炼出来，提炼出可以对话、可以传播的概念语言，不能只是在自家讲给自己人听，而是要能被国际学术界听见、看见、理解。

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实力的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参与到国际学术舞台上，参与进政治地理这个领域里，我们的声音会越来越强。

李：谢谢苏老师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访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