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和配置直接关系到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对支撑其进阶成为世界一流湾区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地理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的研究和不足，遵循“资源格局分布及影响机制”的路径，采用GINI系数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均衡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其中广州和深圳尤为明显；（2）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与城市中小学在校生数量、城市人均GDP、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教育支出等因子高度相关，特别是受中小学在校生数量的影响非常大，说明高等教育受基础教育影响较大；（3）在交互因子探测中，城市中小学在校生数量，在与经济、教育、就业和社会人口结构等因子相互作用时会达到较大的非线性增强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在未来会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珠海、东莞、佛山等7所城市为外围的地理空间圈层结构，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研究有助于理解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均衡性的具体差距，也有益于对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和政策的倾斜。

探究道路违法事件背后的潜在规律，一方面可以从源头减少危险驾驶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城市交通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提升交通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对城市内的交通违法行为开展热点探测与影响因素分析，是准确认知交通违法态势与规律的重要前提。本研究以广州2015年10月的交通违法数据为例，进行不同类别的交通违法行为时空热点分析与关联规则挖掘，基于FP-Growth算法挖掘交通违法行为数据中的违法行为种类、发生时间、空间位置和车辆信息等的关联关系，发现本地大型汽车更易发生无环保标识和违规使用车道的行为，外地小型汽车则更多发生超速行为；工作日早晚高峰与发生违反禁令标志行为存在较强关联，而非工作日则与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存在较强关联。通过将POI数据及空间位置信息引入关联关系挖掘，能够较准确地识别特定路段或公共设施附近的高发违法行为，为定点交通治理提供支持。

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整治的探索历史久远。文章通过对建国以后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总结，分别对3个阶段土地整治的背景及其特点进行概括，并分析了当下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典型模式的优点及其特点。文章通过对投资人模式、EPC模式、PPP模式、村民自主模式以及综合体模式5种模式的分析概括，发现当下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整治模式依然存在的问题。如，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参与主体利益不平衡、土地整治需不断创新、土地整治目标单一、土地整治普及率低、监管力度低下等。通过结合当下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背景的分析，提出对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的探索需始终围绕农村、农业、农民，服务于农村发展并加大在农村地区对于土地整治的宣传；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大环境和完善自身监管制度，提升群众参与度，始终保障农民在土地整治过程中的权益。最后，鼓励各种形式的土地整治探索，在不断丰富土地整治内涵与完成土地整治成果的同时，不断寻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整治模式。

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农地流转工作逐步推进，但如何加强制度统筹，提高主体农地流转意愿，提升其在参与过程中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是当前面临的农地流转执行困境。文章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运用制度可信度理论的FAT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农地流转制度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实践是由政府、村集体、农户及经营者共同推动的，凝聚主体对制度的共识即提高制度可信度感知，是影响农地流转制度有效执行的关键。当前农地流转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制度执行困境，实践中的制度难以满足参与主体的预期，影响了主体对制度功能的感知，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农地流转。因此，农地流转工作的推进要切实关注行为主体的诉求与区域差异性，发挥乡村的内生性力量，探索盘活农地资源的有效实现。研究丰富了可信度理论在中国土地管理方面的应用，整理出一个具可信度的土地流转机制，助力农地流转相关制度的优化，为处理相关“三农问题”提供参考。

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密度进一步提高，城市气候条件发生改变（如城市通风、城市热岛效应），并产生一系列城市环境问题，包括物候变化、能耗增高、舒适性降低、空气污染严重和传染疾病增加等，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及生活质量。目前用于探讨城市气候问题的方法包括实测及数值模拟方法等，以探讨城市气候变化规律，发展有效合理空间规划方案，并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相比其他手段，遥感技术具有时序高、覆盖全的优点，逐渐在城市气候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为了更好地理解遥感技术在城市气候中的应用，本文将系统介绍一些常见的地表参数遥感获取技术，包括各类地表覆盖及地表温度反演技术等；此外，文章进一步介绍如何综合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开展常见的城市气候应用分析，如城市蓝绿空间的降温效果及基于城市街区环境的微气候分析等；最后，对当前城市热环境的遥感技术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展望，为同行开展类似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珠江口沿岸是我国乃至全球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资源消耗最庞大的大型河口海岸带地区之一，面临着过度围垦、功能退化以及资源衰减等诸多问题，给区域生态平衡和高质量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传统遥感处理平台载荷有限导致中、大尺度地区影像处理的一致性较差引致地物分类结果精度不高。文章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平台解译形成2000—2020年共5期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总体精度介于86.27%~90.15%；其次，综合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动态度定量分析珠江口沿岸土地利用转变的时空特征；最后，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定量揭示珠江口沿岸景观演变过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近20年来珠江口沿岸景观格局频繁转变，其综合动态度介于2.66%~3.62%。珠江口西翼区域林地和耕地类型间发生剧烈转变，而珠江口东翼区域建设用地保持强劲增长；（2）珠江口沿岸景观演变地理探测的最优参数等级划分为9~15类，且影响因子地理探测的最佳空间尺度阈值为90 m×90 m；（3）不同阶段珠江口沿岸景观格局演变过程均受自然、人为双重因素影响，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明显高于单因子驱动力，且以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关系为主，其中GDP变化与气温变化的交互作用对2000—2005年红树林变化的贡献最大，q值为0.345。研究揭示珠江口沿岸未来资源规划利用与综合治理必须足够重视景观斑块的尺度效应，量化探测GDP与其它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处于主导地位，权衡湾区经济快速增长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科学识别区域生态资源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内容。本文选择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陕西省为研究区域，选取耕地、林地、草地和水资源等主要生态资源作为评价指标，基于2014、2016、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区域生态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2014—2018年间，陕西省生态资源开发波动性较强，可分为生态资源锐减和回归常态2个阶段；（2）陕西省生态资源数量和种类有着较大的空间差异，生态资源以林地为主；（3）陕西省生态资源呈现“南北密，中部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可分为生态资源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较富集地区、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生态资源分布的区域梯度特征显著；（4）陕西省生态资源保护性开发的潜力较大，亟需构建契合区域特色的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本研究为生态资源修复和保护性开发提供了决策依据，建议不同区域应该采取差异化的对策，建立因地制宜的生态空间治理机制。

电子信息产业是珠三角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采用区位熵分析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水平，并基于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的电子信息企业POI数据，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分析2015—2022年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进而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珠三角各城市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广州和深圳处于领先地位；（2）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布局由以广州、深圳为核心零散分布演变为向周边城市连片扩散分布；（3）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信息化人才、科技创新能力、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以创新合作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创新网络，可以有效推动知识溢出和要素流动，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是目前创新主体间开展合作交流的重要模式。本文以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采集珠三角地区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集群创新网络，深入探究网络空间格局的演化历程，同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多维邻近性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集群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结果表明：（1）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空间格局由“核心-边缘”结构向多中心发展转变，东莞和佛山在网络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2）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及技术邻近性对于驱动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演化发挥显著作用；（3）从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来看，邻近性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4）地理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存在相互替代效应，组织邻近性和技术邻近性存在互补效应；（5）个体及网络结构属性对珠三角集群创新网络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提升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对巩固产业脱贫成果、实现脱贫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加强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理论研究是当前学界亟待关注的重大问题。解决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全面厘清影响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探清各因素间的运行机理。本文以西南地区为例，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试图提炼影响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收益期望、效价因素、主体因素、客体因素、中介因素是影响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主要因素；（2）从影响机制看，收益期望是农户产业发展意愿的根本内动力，效价因素是直接推动力，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是基本保障力，中介因素是外生调节力；（3）基于因素之间蕴含的行为意愿逻辑线，构建了以“收益考量—条件评价—中介催化—发展意愿”为框架的农户产业发展意愿“四阶段”模型，该模型对系统认识脱贫农户乡村产业发展意愿具有全面系统的解释力。最后，从效益释放、风险防范、条件保障及政策供给等4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侨乡是透视海内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地发展实践以及检验跨文化与跨制度交互融合的复杂地域空间，然而相较于侨乡丰富的跨国内涵与国家意义，目前地理学界给予的关注和研究还较少。文章透过侨乡旅游开发，以开平赤坎古镇关族图书馆旅游征收为研究案例，在对案例地连续6个月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构建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揭示跨国主体间复杂的权力交互过程和规律。结果表明：在侨乡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呈现出科层权力垂直尺度与海内外社会网络水平尺度交织的尺度关系特征；在围绕产权进行的尺度政治过程中，跨国主体通过使用垂直、水平和表达3种尺度形式进行尺度重构，利用尺度上推和下推的方式产生出新的尺度作为斗争手段；相对弱势的主体一般会采用尺度上推的手段，打破固有的尺度边界，完成尺度的转换；相对强势的主体则会使用尺度下推的策略巩固自身的尺度边界，达到尺度固定的目的；表达尺度作为各主体的通用尺度工具，辅助达成各自在垂直尺度或水平尺度博弈的目的；国内科层行政权力作用的垂直尺度作为刚性尺度决定着结果的最终走势，海内外宗族社会网络间的水平尺度则作为柔性尺度影响着决策形成，如何撬动和获得更高垂直尺度的支持，是实现权力关系转变的关键。研究结果力图呈现侨乡社会特殊的“侨地”特征，为更好地指导侨乡旅游地开发与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并初步回应地理学界长期忽视对侨乡特殊“人—地”关系及其空间响应的关注。

康养旅游作为大健康产业的重要部分，从时空角度把握其发展潜力对明确康养旅游发展方向与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导下，通过熵权TOPSIS法、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索了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旨在为解决中国康养旅游发展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促进中国康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1）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的康养旅游发展潜力水平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整体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空间格局，其中西部和东南沿海区域康养旅游发展潜力变化比较明显，与周边省市之间的差异关系波动较大；（2）2011—2020年，中国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所减弱，东北、华北和华中等区域保持着较明显“低值俱乐部聚集”的现象；（3）整体上中国康养旅游发展潜力的局部合作态势要明显强于竞争态势，其中入境旅游收入、自然保护区面积、每千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人员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旅游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等要素均对本区域或邻近区域的康养旅游发展潜力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

基于时空制约的分析框架，融入外来务工人员的感知视角与偏好特征，以广州10个城中村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究这一群体的休闲行为的时空选择与制约因素。研究发现：（1）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特征呈现出休闲时长短、休闲空间以自家型为主、休闲消费少的特点，以屏幕为核心的休闲行为特征明显；（2）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感知制约因素可划分为3个维度，包括结构制约、组合制约和能力制约，其对于结构制约的感知最强，对于能力制约的感知最弱；（3）能力制约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时长与户外型休闲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所感知的高工作时长和低收入是制约其开展户外休闲活动的重要制约因素；（4）外来务工人员的价值偏好、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与居住空间特征对于其休闲时长与休闲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文章建立了与时间地理学中时空行为三项制约的对话，融入休闲感知制约的视角，挖掘了屏幕时代下休闲行为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开展的制约因素。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与制约因素，进而从政策层面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开展休闲活动的质量，增进其城市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