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虚拟空间、虚拟社会、虚拟交互3个方面对《江南百景图》这一经营类手游所营造的虚拟地方进行解构与评述。在虚拟空间方面，《江南百景图》将一系列地方性文化景观符号化，以一种近似吴派山水画的滤镜重现了历史想象中的江南，并采用丝竹音乐来烘托地方氛围。在虚拟社会方面，《江南百景图》铺设了一个宏观的游戏背景将玩家带入游戏设定，并通过各城市的“探险”任务来拓展社会故事并强化城市印象。同时，采用特殊角色与普通角色这两类分工不同的NPC来丰富虚拟社会网络。虚拟交互方面，玩家与虚拟空间的核心互动方式在于城市的经营、生产以及景观设计，而玩家间的交互则通过游戏官方的引流在微博超话“社区”内实现。该虚拟地方营造的缺陷表现为：虚拟空间的不稳定性、社交关系的脆弱性、受众面和影响的局限性。最后，文章认为是玩家在虚拟中的“栖居”与情感流动，使得虚拟空间成为了虚拟地方。

近代广东历史文献里时常使用的“广东南路”区域地理概念，大致出现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改编募勇之时，并以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设置“广东南路行政委员”一职为最终确立。民国时期，“南路”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多，其涵义有广狭两种：广义即是清代的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钦州，肇庆府的恩平、开平、新会、新兴、阳春、阳江等县，罗定州及琼崖地区；狭义专指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钦州及阳江、阳春二县。“广东南路”内涵的变动不定，既是近代广东地域政治力量不断瓦解和重组的结果，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性与战略位置不符的矛盾驱使所致。1949年后，伴随着两广省界和行政区划的调整，“广东南路”一词逐渐淡出。

高密度大城市绿地供应普遍不足，阐明其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差异，有利于通过针对性的绿地决策，促进居民的使用，进而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多重效益。然而，现有研究仅仅关注了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社会人口特征的少数方面，无法全面揭示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其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而且研究多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文章在对绿地使用偏好和社会人口特征拓展的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例，全面调查了居民绿地使用偏好及差异；于24个绿地通过系统抽样随机抽选的539位居民完成了调查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样本特征和居民绿地使用总体偏好，应用因子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揭示了绿地使用偏好在社会人口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总体上偏爱绿化自然好、游憩设施丰富和方便到达的绿地，绿地规划供应应优先考虑家和办公场所附近，同时重视植被和游憩设施的配置；（2）婚姻状况和年龄对居民绿地使用偏好的影响最为突出，性别、职业和学历等的影响较弱。因此，在城市绿地决策时，尤其需要重视不同婚姻状况和年龄居民的绿地使用偏好的差异。除了社会人口因素，未来研究也应考虑绿地特征对居民使用偏好的影响。

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结构、社会参与及互惠支持反映了社会环境营造对个体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个人与空间、地方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研究健康不平等的重要视角。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老年居民问卷调查数据，以自评健康状况为测度，利用多层次有序逻辑回归模型，探究老年人经济社会条件、个体社会资本和环境属性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1）较高的社会信任程度、积极的社会参与态度、较高的社会参与频率及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对老年人的健康有正向效应；（2）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与空间区域差异。基于以上发现，建议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针对性地采取适老化的措施，同时推动社会照料与家庭照料协调发展，营造老龄友好型社会环境。

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历史新起点，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是全面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0-2019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农业经济、乡村就业、乡村设施、乡村投资4个维度的乡村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空间视角刻画了乡村旅游和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了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10年间，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和乡村经济发展呈现“北强南弱，局部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2）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中的农业经济、乡村就业、乡村设施3个维度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对乡村投资尚不显著；（3）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贵州、湖南、湖北、重庆区域间逐步递减且呈现不同维度的空间异质性。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提出创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促进乡村旅游跨界融合、加强乡村旅游智慧建设以及成立乡村旅游合作联盟的发展建议。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地区资源差异明显，区位条件复杂，建设发展路径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研究结合国土空间要素与民族区域特色，基于城乡统筹、文旅资源、农业条件和生态保护4个目标层，构建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分类指标体系，提出“全域评价-分级赋值-综合归类”的民族村寨建设分类方法，以湖北省民族自治地区“一州两县”为案例，进行民族村寨建设类型划分实践。研究发现“一州两县”大部分村寨人文资源丰富，城镇要素辐射能力不足，且土地资源有限，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在建设类型中，文旅和农业资源优良，生态敏感的村寨数量较多，应当在注意生态保护的同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提高城乡要素统筹水平，积极融入城镇产业辐射范围，各项禀赋皆不足的村寨数量较少，有待通过与区域中的核心村寨合作形成区域联动。本文增益于即有乡村分类研究中民族村寨研究主体的缺失，旨在为民族村寨建设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社区生活带来新的变化，社区团购迅速发展，大量自提点涌现给传统零售商贩带来挑战，遂成为社会与学界关注的焦点。早前研究集中在经济管理学领域，地理学空间视角的研究相对缺乏。为此，本文基于武汉市8 580个社区团购自提点的POI数据，运用文本分析、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探究其依托对象、经营状况、多尺度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团购自提点（1）依托对象以社区商业网点为主、多类型共存，各类自提点经营状况差异较大；（2）空间分布不均衡，宏观上呈中心集聚、外部均衡的中心-外围结构、“东北-西南”走向的对称分布，中观上具有“L+O”的带状集聚特征，微观上尽量靠近社区出入口，基本实现5分钟步行可达；（3）地区第一产业占比，农业总产值，路网密度以及人口密度是自提点密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与其他社会经济因子交互后解释力大幅提高，高达90%以上。最后，对未来社区团购的优化发展提出建议并对后续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明清两代对河湟的治理上都表现出了因俗而治的特点，这对于现今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明代在“多封众建，僧徒尚用”的思路下，赋予了河湟藏传佛教寺院政治经济等方面特权，这对河湟佛寺的空间分布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是国家力量所主导的。清代虽主张兴黄教，但雍正年间河湟内属化后，实际上将多数寺院的各类特权收归地方政府，所以佛寺的分布与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具有内在性。通过复原明清河湟藏传佛教不同类型寺院的空间分布，构建出相应的佛寺分布秩序重塑的动态过程，以此来更加立体认识中原王朝与藏传佛教持续的交流互动中所体现的治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