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学是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跨学科理论范式，旨在通过解析环境问题中的权力关系，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不公正与不平等。文章从思想缘起、理论旨趣和价值归宿3个维度系统阐释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内涵、构建其理论形象。日益加重的环境危机凸显传统“无人的”生态学理论与实践困境，“有人的”（即“政治的”）生态学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在政治生态学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生态学也可以看作为“扩展的”生态学和“专题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旨趣方面，政治生态学聚焦环境问题中的权力博弈关系，采用跨尺度分析方法，注重实践导向的案例研究，并关注话语分析或解构传统话语。价值归宿方面，政治生态学以揭露环境问题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为根本目标。从政治生态学的精神特质看，兼具“斧头”的解构性与“种子”的建设性功能，致力于推进环境治理的公平公正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是理解城市发展和空间变迁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但其背后的复杂社会—自然辩证关系和社会政治过程却较少在中文学术语境中被探讨。文章聚焦城市水基础设施，采用质性系统性综述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87—2024年收录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157篇英文文献进行回顾。结果发现：国际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呈多路径发展的特点，主要开展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微观政治分析和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日常实践分析。在这些研究视角下，学者们围绕水基础设施的商品化、现代化、再自然化等现实议题，揭示了其所承载的复杂权力过程和“非正式”治理实践，并批判了资本主义体系对不均衡的水生态服务供给、不平等城市生活体验的塑造和强化。国际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所构建的本体论和分析框架对深入理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水基础设施的实现路径和空间生产过程具有极大价值；而中国水基础设施发展的丰富实践，尤其是其蕴含的国家—资本关系、政府—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等，对拓展既有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也有极大潜力。
政治生态学聚焦于揭示环境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机制，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领域，受到国际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关注。文章综合分析了政治生态学领域的公开发表论文、国际研究网络、大学机构、NGO组织和研究者的个人网站或平台，对国际政治生态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发展特征、未来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分析。首先，政治生态学深受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形成了以批判性为导向的研究范式。其次，全球政治生态学具有高度的跨学科性、去中心化的组织架构，以及强调学术资源数字化和开放获取的网络化特征。政治生态学的全球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呈现出议题全球化和案例地方化的双重趋势，全球南方的话语权不断崛起，行动导向和面向社会变革的学术实践愈发受到重视。最后，政治生态学的全球学术共同体也面临着理论碎片化和知识主体南北方不平衡的挑战。
政治生态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逐步发展，历经50余年，已成为理解和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践工具。与较为主流的英语政治生态学研究不同，德语政治生态学受不同理论传统、社会背景和公众参与方式的影响，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议题上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脉络，为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文章通过梳理主流德语政治生态学研究相关文献，探讨其在全球政治生态学研究中的独特性，并指出其当前仍然存在的不足，以期为政治生态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借鉴。
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以来，就引发众多批判。学者指出，许多原住民有自己的传统规则和实践来限制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近年来，政治生态学界开始探讨“公地化”的概念，把“公地”含义从狭隘的资源管理利用扩展到对反资本空间的探寻。“公地化”作为一个动词，强调了“价值斗争”的过程，即如何用“公共价值”来超越商品价值。但西方的学者更多地从社区出发，寻求一条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对政府主导的“公地化”运动鲜有关注。内蒙古牧民受草畜双承包制影响，承受了草场退化和养殖成本上升的“私地悲剧”。如今，不少嘎查开始组建集体经济。文章探讨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两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案例，把中国“公地化”经验放置在“集体化—去集体化—再集体化”的历史脉络中，强调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何通过扩大生态与社会的公共性，助力牧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公地化”的中国实践，凸显了政府在引领生态“整体性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地”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
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具有维稳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还蕴含着涉及资源分配、空间构建及多方权力博弈等在内的空间政治实践。研究立足政治生态学视角，以国家政策为向导，将不同行为主体即淇澳岛当地政府和村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淇澳岛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发展历程。研究发现，淇澳岛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建构和权力关系演化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即村民生计主导的资源开发与生态边缘化、政府主导的生态管控与博弈、缓和政策下的双方共治与权力结构调整、蓝碳生态背景下科学空间规划与权力韧性建构。通过对这4个阶段进行分别解读来明晰淇澳岛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权力关系的转化，以期能够为其他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提供相关建议，为地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相关参考方案。
当代人类垃圾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导致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新陈代谢断裂”在时间上更加延迟、空间上更加广泛、过程上更为隐蔽，从而加剧了既有的生态危机。黑水虻（Hermetia illucens L.）是一种能处理餐厨垃圾、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且不产生二次污染，并产出高质量有机肥料与动物蛋白原料的昆虫。作为非人能动者的黑水虻在有机垃圾处理、熵节约、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资源化利用价值。利用黑水虻生物技术来处理有机废弃物，有助于人类纠正当前垃圾处理方式所形成的时间不正义、空间不正义、族群不正义和物种不正义，并修复知识、情感等多重“断裂”。黑水虻这类“非人类生态公民”的（重新）发现，让我们知道自然蕴藏着巨大的自我修复力量，但需要人类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协作，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重组。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城中村是流动人口典型聚居区，然而居住在城中村如何影响社会融合的内在机制尚未明晰。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城中村的直接隔离效应，却未能充分探讨其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在地融合过程，忽视跨地域的互动视角。文章基于广州市问卷调查数据，引入社会资本视角，构建“城中村居住—社会资本—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分析居住在城中村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以及社会资本的中介与返乡频率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居住在城中村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印证了其空间隔离效应；（2）社会资本在城中村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关系网络、信任与互惠规范成为3条核心中介路径传导间接效应；（3）返乡频率通过提供替代性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居住在城中村对社会资本和社会融合的负面影响，揭示了流动人口跨地域资源调配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对城中村居住与社会融合关系的理解，还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在流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强调城中村是社会资本重构的重要空间，同时需要关注流动人口“原乡-异乡”联结的韧性，以更有效地推进“人的城镇化”。
洪涝韧性反映了社区和地区在面对洪涝灾害时的综合应对能力，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洪涝灾害风险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开展洪涝韧性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20年的广东省为例，基于PSR模型构建了洪涝韧性评估指标，利用博弈论组合主客观权重，采用TOPSIS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洪涝韧性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与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多数城市的洪涝韧性等级不高，仅有5个城市为较高以上等级，不同城市间的洪涝韧性水平存在差距，整体上珠三角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的洪涝韧性水平更高；在空间上，洪涝韧性等级呈现出以广州为中心，南部高，东、西、北面低的空间格局，且存在显著水平的空间聚集现象；影响洪涝韧性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为：医疗条件、风险应对能力和通讯能力。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洪涝韧性建设和管理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地理学思想为“双碳”教育融入中学地理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双碳”目标的内涵与实现路径深刻反映了地理学格局与过程耦合思想、整体性思想、尺度思想和人地关系等地理学核心理念。文章基于二者的高度契合，探讨渗透地理学思想的高中地理“双碳”教学策略，旨在运用地理学思想的优势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培养学生的“双碳”意识，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编者按：亚历山大·墨菲（Alexander Murphy）是俄勒冈大学地理学荣休教授，以其在政治、文化与环境地理学领域的深刻洞察力享誉国际学界。2025年6月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流动与互联世界中领土的持久魅力（Territory’s Continuing Allure in a Fluid，Interdependent World）”中，墨菲教授深入剖析了全球化背景下“领土”这一经典概念所展现出的复杂性与持续影响力。本次访谈将延续这一主题，围绕4个核心议题展开：领土的持久吸引力、全球化与领土逻辑的现实案例、亚洲情境下的领土动态，以及对青年学者的研究建议。这场访谈不仅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也为理解当下的地缘政治热点提供了理论工具和现实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