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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理学报 >

2025 , Vol. 3 >Issue 2: 56 - 68

DOI: https://doi.org/10.20125/j.2097-2245.202502005

专栏：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前沿与中国实践

“公地化”的探索——内蒙古锡林郭勒盟S镇的牧业集体经济研究

  • 黄瑜 ,
  • 潘思琦
展开
  •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潘思琦（200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本科生，主要从事政治生态学、牧区研究，E-mail：。

黄瑜（1975—），女，广东梅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政研究与劳动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5-03-01

  修回日期: 2025-04-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9-28

收起

Experimentation with "Commoning": Research on Pasto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own S, Xilingol League, Inner Mongolia

  • HUANG Yu ,
  • PAN Siqi
Expand
  •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3-01

  Revised date: 2025-04-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9-28

Fold

摘要

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以来，就引发众多批判。学者指出，许多原住民有自己的传统规则和实践来限制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近年来，政治生态学界开始探讨“公地化”的概念，把“公地”含义从狭隘的资源管理利用扩展到对反资本空间的探寻。“公地化”作为一个动词，强调了“价值斗争”的过程，即如何用“公共价值”来超越商品价值。但西方的学者更多地从社区出发，寻求一条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对政府主导的“公地化”运动鲜有关注。内蒙古牧民受草畜双承包制影响，承受了草场退化和养殖成本上升的“私地悲剧”。如今，不少嘎查开始组建集体经济。文章探讨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两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案例，把中国“公地化”经验放置在“集体化—去集体化—再集体化”的历史脉络中，强调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何通过扩大生态与社会的公共性，助力牧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公地化”的中国实践，凸显了政府在引领生态“整体性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地”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 政治生态学; 公地化; 集体经济; 牧区; 内蒙古

本文引用格式

黄瑜 , 潘思琦 . “公地化”的探索——内蒙古锡林郭勒盟S镇的牧业集体经济研究[J]. 华南地理学报, 2025 , 3(2) : 56 -68 . DOI: 10.20125/j.2097-2245.202502005

Abstract

Since its publication at the end of 1960s, Hardin's theory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has solicited a lot of criticisms. Some scholars pinpoint that a lot of indigenous people hold their traditions and practices to respond to the over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commoning" has emerged in political ecology, as scholars expand the meaning of "commoning" from a narrow framework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o the broader issue of exploring an anti-capitalist space. As a word, "commoning" emphasizes the process of "value struggle", in which "common value" transcends commodity value. However, some western scholars lay hope on the community, a third way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as a site of "commoning", but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state-led practices of "commoning". In Inner Mongolia,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assland and livestock double-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policy, pastoralists had to endure the "the tragedy of the private" that featured the degradation of pastures and rise of production expenses. Now, several Gachas started to establish collective econom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wo cases in which party branch took the lead to set up cooperatives in Xilingol League. Situated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llectivization-decollectivization-recollectivization", the two cases reveal how new collective economies expand ecological and social commons to help pastoralists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mmoning" practices in China emphasize how government can play a key role leading to ecological "holistic productivity" and common economic prosperity, offering unique experie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commons" for the Global South.

Key words： political ecology; commoning; collective economy; pastoral society; Inner Mongolia

0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一场参照农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草畜双承包制改革在牧区落地，草场的使用权从集体逐渐转移到个人手中。尽管主流政策宣传草场承包激发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不少学者指出，草原产权制度改革违背了草原“资源整体性”的特点，使得以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生计困难为主要特征的“三牧”问题日趋严重［1-2］。
一方面，草场破碎化与超载过牧等因素导致草原生态系统不堪重负，大多数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3］。内蒙古牧区草场承包后，自治区的33个纯牧业旗，草原退化面积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1 866.67万公顷上升到21世纪初的2 866.67万公顷，增长50.46%，远高于全区36.62%的退化速度［4］。截至2020年，全国70%的草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设定了到2025年完成1 533.33万公顷退化草原修复的目标。草原生态系统退化对草场生产服务的功能影响巨大，草原保护修复的任务十分艰巨［5］。
另一方面，草原退化带来生产成本的增加，使得不少牧民生计出现大幅度下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某旗的贫困户，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154户飙升到2006年的1 480户，增长近10倍，占全旗牧户总数的近30%［6］。在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役胜利结束后，牧民的贫困问题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由“缺衣少食”的绝对贫困转变为更加复杂的“隐性贫困”，对牧民的当下生活质量与长远发展水平造成深刻影响。据笔者在2023年暑期的调研，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从事传统畜牧业的牧民面临着养殖成本高收入低、抗风险能力低的问题。2022年末以来，该地区牛价持续下跌，且气候偏旱、草场恢复不好，调研中不断能听到“养牛不挣钱”“今年年景差”的感慨，以贷养贷、弃牧进城、牧区人口结构老龄化等牧区社会再生产问题浮出水面。因此，如何防止牧民返贫是乡村振兴阶段的一项艰巨任务。
回顾20世纪牧区社会变迁历程，草畜双承包制被认为是应对“公地悲剧”的解决方案，但实际却引发了“私地悲剧”。在草场丧失了作为集体资源的公共性后，牧民卷入商品化的畜牧业生产链条，甚至陷入负债累累的境地。
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生态学领域围绕着哈丁“公地悲剧”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认为利益理性至上的“经济人”假设并非普世通用，许多原住民有自己的传统规则和实践来限制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从而能够实现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利用［7-8］。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像大气、海洋、草原等现有公地的资源管理，没有看到公地也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
近年来，政治生态学界的不少学者提出“公地化（commoning）”概念，把公地从静态的存在物变为动态的实践过程［9-10］。“公地化”一词强调的是“价值斗争”的动态过程，即通过公共性的建立来对抗商品价值所造成的生态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不过，尽管这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相关学者仍致力于寻求一个处在国家与个人之外的“社区”空间，来反思资本逻辑对于生产和生活的渗透。这种论点忽视了政府作为“公地化”的重要推进力量。本文聚焦牧业集体经济作为“公地化”的实践探索，将中国经验放置在“集体化—去集体化—再集体化”的历史脉络中，重点探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如何在生产整体计划以及公益性服务提供的背景下，通过扩大生态与社会的公共性，助力牧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本文基于笔者2023年暑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S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牧业生产调研，走访了牧民、基层干部、生态学家、牧业经营人员等30多位相关人员，并深入调研了5个嘎查集体经济组织①。其中选取了B嘎查和T嘎查这两个既关注生态发展又重视社会公平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行分析。通过展现两个合作社在“公地化”实践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总结中国集体经济制度在“公地化”上的经验，希望对世界的“公地”管理也提供借鉴意义。

1 从“公地悲剧”到“公地化”

1.1　“公地悲剧”

《公地的悲剧》一文由美国生态学家哈丁撰写，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随即成为资源与环境研究的重要文献，而且非常罕见地同时成为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科学引文索引（SCI）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11］。哈丁认为，在没有清晰产权边界的公共牧场，每个人都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多放牧，最后会导致草场生态的破坏。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对哈丁的观点有各种修正，但直至近期，才有学者对其理论提出的冷战背景予以关注。
在美苏对抗的冷战大背景下，“公地悲剧”的指向不仅限于牧场生态，其更大的野心在于巩固美国对于第三世界的霸权，并挑战苏联集体化的实践［12］。哈丁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两方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哈丁高度认同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点，认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就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而不会有互助与合作。受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启发，哈丁又从人口增长的角度引出公地问题。二战后，在前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浪潮之下，美国急需在意识形态上延续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掌控。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及60年代末70年代初盛行的思潮把人口过剩——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口过剩——视作资源破环的罪魁祸首。“人口资源主义”的理论（demoresourcism）在20世纪60年代风行美国，推动了世界粮农组织（FAO）消除“世界饥饿”宗旨的建立。美国也借助粮食援助和“绿色革命”的推动，在拉美和亚洲建立反对“红色革命”的政治力量［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联合学界、科研院所、各国政府以及跨国金融机构，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侵占底层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成为企业推行“生态资本化”和“剥夺性积累”的绝佳借口［14］。生态资本化要求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配置实现彻底私有化，推动自然资源的商品化和金融化，并从中获取利润。
这引发了政治生态学家对哈丁理论的批判：大卫·芬利（David Feeny）等［7］认为哈丁对“公地”下属的类型没有进行区分，从而妄下“悲剧”结论。公共产权资源的获取方式可分为4种：开放式使用、私有产权、社区产权和国有产权。只有开放式使用在排他性和损耗性方面由于缺乏管理造成“公地的悲剧”，而其他3种方式都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做法来对资源进行管理。社区产权在资源管理方面特显优势，许多渔民和狩猎社区用各种方式，甚至包括威胁和暴力来阻止外来者的侵入。如加拿大东部亚北极区的克里印第安部落，他们在19世纪殖民者到来之前一直有效地管理当地的生态。
公共资源管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也影响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Ostrom［8］认为，资源使用者不一定会陷入“囚徒困境”，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合谋或商议来开展合作，从而避免共同毁灭的“悲剧”发生。但是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代表学者，她的观点其实并没有走出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尤其体现在对于“理性选择”的拥护，认为理性人受到4个内部变量的影响，包括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奥斯特罗姆关注人们如何制定规则来划定清晰的边界，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圈地行为进行批判，缺乏帮助人们夺回公地的政治抱负［15］。

1.2　“公地化”

近年来，学者开始反思公地作为一种狭隘的“公共财”的静态概念，提出“公地化（commoning）”这一论点，探讨如何通过改造社会关系而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的动态过程［10］。在政治生态学方面，“公地化”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寻求另类生产方式的一种探索。因此，对“公地”的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哈丁理论的框架中，而是应该回归马克思主义，了解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圈地运动实现原始积累，人民又如何通过重夺公地的斗争而展现自己的力量。Linebaugh［16］指出，“公地”一词最早出现在1217年的《林业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Forest）中，体现了农牧民“耕者有其田”的理念，与圈地运动背后的法权基础形成对照。Harvey［17］也延展了公地的概念，认为奥斯特罗姆太过于强调公地使用时的排他性特征，并且仅把“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纳入公地管理的范畴。Harvey认为不应该把是否能控制边界作为定义公地的标准，即使是开放获取之地也可以成为公地，关键在于能否产生新的社会关系：
“共享资源（the commons）并不只是作为一种特定事物、资产甚至特定的社会过程建立起来的，而是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和可以继续发展的社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关系存在于某一自我定义的社会集团，与该集团实际拥有或计划创造、且对其生存和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创造共享资源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原则：社会集团和作为共享资源对待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集体的和非商品化的……”（黑体为笔者添加）
近年来，政治生态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把“公地化”看作是一个“反霸权（counter-hegemony）”的实践［18-19］。De Angelis［20］认为“公地化”作为一个动词，最重要的在于体现“价值斗争”的过程，即用“公共价值”来反思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资本形成于圈地运动中，而斗争的主体形成于公地当中”。另外，“公共化”也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所争取的议题，强调必须致力于反对生产和再生产的商品化，回归“以集体和生活为中心的自给自足共同化”［21］。Federici[22]提出：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重新开始围绕再生产进行集体斗争，恢复对再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控制权，并且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之外围绕再生产工作创造新的合作形式。通过土地收购、城区农耕、社区对农业的支持，以及通过依法定居，建立多种形式的物物交换、互助和医疗服务的替代形式……以这样的方式来抑制生活的彻底商品化，并开启一个再生产的重新占有和重新集体化的过程。”
“公地化”的相关理论有助于让我们看到，反对资本对自然资源破坏的出路在于，反思商品化的关系而建立公共性，同时对自然和人类都给予平等的关照。但是大部分的政治生态学者都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把“公地”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典范，把“社区（community）”视作“公地化”实践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唯一行动空间。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忽视了国家在推动共同富裕以及照顾基层群体中所起的作用［23-24］。

1.3　“公地化”的中国经验：集体经济的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去集体化和再集体化的过程。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分工被取消，按劳分配原则得到贯彻执行。在这种体制下，农民被组织起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扫盲、共同参与合作医疗，人民公社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但此时也面临小农经济改造不完善的问题，出现不少分配“大锅饭”，社员积极性低，生产发展缓慢的社队。1982年，人民公社解散，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但由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未能有效落实，农村基层建设得不到很好的集体统筹和保障。农业税取消之后，村集体组织农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功能受到更大的冲击［25-26］。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开始困扰农村。农村出现了受资本下乡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农业资本化”，同时也存在通过农民分化和“专业大户”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农业资本化”［27］。龙头企业在带动农户深化市场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农户的“隐蔽雇佣关系”［28-29］。事实表明，乡村振兴的龙头既不是分散的小农户，也不是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而应该是村委集体［2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出多项重要部署。但目前有些村集体只从如何加强龙头企业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如何盘活闲置资产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新型集体经济应作为“公地化”实践的重要载体［30］。胡靖［1］从生态可持续的方面，提出集体经济作为“整体性生产力”的优势。农业的自然生产条件，如山地、耕地、水资源、气候和物种，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特征，这是由其自然属性决定的。相关研究表明［11］，哈丁在提出通过私有化“确权”来解决“公地悲剧”的同时，把牛、羊限制在以户为单位的小块草场，与游牧的流动性相违背；同时也瓦解了生产者之间合作的机制。“理性人”之间的博弈可能导致传统牧业的生态破坏，而集体经济能组织对“恶劣”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从而减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害。另外，与资源整体性适配的生产组织不能只是单个牧户、家庭牧场的微小规模，而至少应该是一个自然村、行政村的范围。因此，集体经济可以通过对全村的统一规划，确保村庄发展的系统性和生态多样性，体现其“整体性生产力”。
除了生态层面，严海蓉等［23］建议把壮大集体经济界定为公共性不断扩大、社区团结不断增强的过程。公共性具体体现在生态和社会两个层面：在生态层面，集体经济应当维护资源的整体性，通过制定生产计划，使得生产和生态互嵌，合理利用草场；在社会层面，集体经济应贯彻普惠性和益贫性原则，通过逆市场化的运作来减少两极分化。西藏嘎措人民公社是自治区唯一留存的人民公社，其实践体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则［31］。面对高寒草场的资源脆弱性和季节性变化，嘎措把集体草场分成76块，对每一块草场的使用天数及牲畜承载量都有明确规定，严禁超载放牧。在劳动分工方面，公社兼顾按劳分配与“劳动均衡”原则，对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实行以生产小组为基础的工分制，但对劳动力弱势家庭进行照顾，优先安排他们到工分较高的岗位上。同时，集体组织致力于应对社区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为牧民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的负担，成为一个没有“四座大山”的世外桃源。类似的，黑龙江省尚志市的新兴村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成立合作社后，把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流转给社员耕种，由集体为社员提供技术指导，为防病治病打下基础。合作社还划出一块良种培育、高产示范的试验田，引导社员民主参与选种。同时还配备催芽车间和育秧大棚为社员减低育秧成本并提高育苗成功率。合作社还致力于发展村庄的公共事业，为村民通自来水，支持老年协会的文艺社会活动。最重要的是，合作社成立以后，村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得到缓解，社员慢慢学会考虑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只是光顾自己［32］。
以上集体经济的探索体现了政治生态学中对“公地化”的思考，当前土地细碎化和资本下乡增大了农业的经营风险，扩大了农民之间的分化，集体经济从生态和社会两个方面反思资本逐利性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影响，并通过公共性的扩展迈向资源共享与社会平等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公地化”理论寻求国家和个体之外“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不同，我国的集体经济体现的是基层政府在“再集体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如何发挥党在发展群众组织和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的优势［23-24］。但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仍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学者大多从集体经济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助力农户更好对接龙头企业等角度开展研究，较少从“公地化”角度来分析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在牧区研究方面，嘎措是一个特例，但其代表的是没有中断集体统一经营的乡村的情况，在全国来讲是极少数。本文将探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牧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两个实践，这一类是经过“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村庄，其发展集体经济的成败经验，对于其他牧区社会更具备可复制性与推广价值［33］。

2 农政视角下的牧区变迁：从“公地悲剧”到“私地悲剧”

2.1　草原破碎化与“草吃牛”

草场是畜牧业生产的“公地”，一定范围内的天然草场构成整体的生态系统，不同区域由于地形地势、四季降水量的差别造成了植被种类的区分。牧民根据自然条件来选择游牧范围、畜群规模和种类，采取“四季轮牧，逐水草迁徙”“五畜共和”等经营方式。大范围内的游牧，是在维持草原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对草原“整体性生产力”的最大化利用［34］。另外，由于单个牧户难以应对复杂多变、不稳定的草原环境，因此牧业生产活动如放牧、抗灾、转场等，都需要多个牧户家庭进行合作和协调才能完成［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牧区仿照农区推行承包责任制，虽然草场承包制提高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其带来的生态后果不容忽视。草原牧区是与农耕系统存在本质差异的生态社会系统，从共用草场变为草场分包到户，实质上是把大范围移动放牧变为小范围内的长年定牧［35-36］。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的生态学家指出：“其实围栏在草原上算是一害。如果10万亩草场养1万头羊，草场不会退化；但6.67公顷草场养10只羊，草场一定会退化。”草场承包弱化了草原的整体性，同时牲畜家庭承包又刺激了牲畜数量的增长，一减一增激化了草畜矛盾，导致了草原生态的退化。
近年来，内蒙古政府高度重视草原的修复，推行春季禁牧、分片休牧、草畜平衡等制度来保护草场①。根据《L旗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年草原暖季适宜载畜量标准为0.87公顷/羊单位②。然而，实际户均牲畜持有量往往远超出草畜平衡指标，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负盈亏的背景下，单户牧民的草场生产力有限，只能通过扩大牲畜规模来补平生产成本，以获得维持再生产的基本收入。以人均草场数居中的E嘎查为例，草场总面积为9 000公顷，以牛为主的大畜达到3 231头，相当于每头牛2.8公顷草场，折合0.56公顷/羊单位，低于草畜平衡的标准。嘎查人均草场面积约12公顷，若完全按照指标实施，一户牧民仅能维持不足10头牛的养殖规模。
在超载放牧的背景下，牧民只能通过购买草料来应对生产。冬季圈养和春季禁牧期都要求定居后的牧民购买草饲料。另外如果遭遇旱灾导致夏营盘的草长势不好，牧民也需要购买草饲料进行补充，然而“年头越差，草料越贵”。
表1 三户牧民的饲草料开销

Tab.1 Fodder expenditure of three pastoralists

牧户代号 牛数/头 每日饲料 日均投入/元 草场租赁

牛均饲料

成本/元
牧户A 50 青储20斤、秸秆10斤、颗粒料5斤 23.5 800亩（40元/亩） 5 810
牧户B 30 青储35斤或干草35斤、颗粒精饲料5斤 25 / 6 000
牧户C 80 干草20斤、玉米面、颗粒精饲料5斤 24 1 000亩（35元/亩） 5 717
牧民生产成本提高，得益的是草料供应商。当地大部分饲草料从临近的青储种植区运输而来，更远一点甚至需要从距离一千多公里的呼伦贝尔、黑龙江运草，草料从产区到牧民手中要经历租草场、打草成捆、装车运输、过路油钱、卸车向导等诸多环节。作为维持再生产的必需，草料的成本由牧民承担，而利润则由草商赚取。
除了租赁草场和购买饲草料外，搭建棚圈、购买机械化设备、买犊等前期投入同样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往往需要一次性支出大量资金。大部分牧民会在信用社借入定期贷款，甚至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G嘎查的一个牧户在2020年牛价形势好时，决定扩大再生产。当时自家存款有27万，另外贷款20万（3年期限）。投入资金的具体用途见表2。
表2 前期投入的养牧资金

Tab.2 Investment on livestock farming

支出项目 支出/万元
总投入 47
贷款买牛 18.5
盖棚圈 10
购买饲草料 12.5
购置铲车、打草机、搅料机 6
但该牧户没想到2022年以来牛价不断下跌，他们不仅无法回本，甚至陷入了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草场承包制造成草场碎片化，从而导致牧民必须外购牧草并配置各种设备来加工草料，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不少牧民陷入借贷危机。牧民自嘲他们的生产方式是“草吃牛”。

2.2　引进西门塔尔与育肥牛生产

除了草料的配套费用之外，推动养牧生产成本提高的因素也包括牛种的转变，即从本地“笨牛”到进口西门塔尔牛的转变。西门塔尔改良种比本地牛种体型大、出肉多、上膘迅速，更加适合市场化经营短周期、高产出的要求。1978年，L旗被认定为国家商品牛基地，改良牛种随后成为促进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工作方针。2008年，良种和改良牛总数达84 069头，良种牛比例为45.38%［37］。如今，随着牛种改良工作的持续进行，这一比例仍然在不断攀升。然而，改良牛虽然生长快，也带来了成本高、生态退化等诸多问题。表3为改良牛与本地牛的比较。
表3 改良种与本地牛比较

Tab.3 Comparison between Simmental and Mongolian Cattle

牛种 养殖成本 环境适应 经济模式
本地“笨牛” 对饲料需求低（每日10斤内）、无需租草场，养殖成本低 本地牛种，适应当地气候环境，较少生病 本地牛养殖时期卖大牛用于屠宰，由供销社收走或直接市场卖肉
西门塔尔改良牛 饲料需求高（每日30斤左右），保持规模的成本高 更容易生病、由于基础母牛骨架小、改良牛犊有难产情况 推广冷配改良种后大多采用育肥卖犊的模式，由牛贩或育肥基地作为中介
传统的散养放牧模式由于草场生产力的限制并不能满足西门塔尔牛成牛育肥的需求，工厂化的舍饲育肥模式是大势所趋。因此，当牛种从本地“笨牛”逐渐转变为西门塔尔改良牛时，牧户的经营模式也从屠宰大牛直接卖肉（育成牛）变成了养殖母牛进行卖犊育肥（育肥牛）。表面上看，养殖西门塔尔牛卖犊加快了养殖周期；实际上，在卖犊的经营模式下，牧民由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最终产品（牛肉）转变为向育肥基地提供初级产品（牛犊）。分散的牧民在资本雄厚育肥基地面前，往往缺少话语权。2023年春季，受进口牛肉的冲击，国内的肉牛价格大幅度跳水。之前能卖1.1万元的普通小公牛，售价已跌到6 500元，几乎是对半折。牧民如果把牛犊压着不卖，就必须负担更多的草料费用。牧民李姐本来已经背负30多万的负债，在牛价下滑时面临着近乎破产的风险。为了偿还贷款，夫妻两人除了经营原有的30余头牛外，每天晚上还要去镇上的火车站上夜班来增加收入。
综上所述，在牧业产权改革与工业化养殖的双重因素作用下，牧民在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均受到资本的压榨。在上游，草料的采购成本上升则使牧民的利润让渡于草料供应商，而借贷的利息则有利于金融资本。在下游，从本地“笨牛”向西门塔尔牛的品种转变，意味着养殖方式从育成牛改为育肥牛，牧民往往遭遇育肥基地的压价。因此，单打独斗的牧民只有走集体经济的道路，才能更好地改善自身的境况。

3 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的“公地化”实践

3.1　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含义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该文件还强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在于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引导农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8］。
2017年《塘约道路》一书的出版，使得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为带动集体共同富裕的新型引路人［39］。党支部领办的集体经济合作社旨在克服专业合作社大户“强强联合”、权责义务划分、成员进退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这种模式具有普惠性质，被视为村社统筹与再组织化的重要推手［40］。随后，中央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不仅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强调要发挥村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2025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出台进一步将目前存在的集体经济实践提升到了具有乡村振兴战略意义的高度，明确了“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化发展方向。接下来，将介绍两个党支部领办牧业集体经济在探索“公地化”中的实践，主要从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平等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3.2　牧业“公地化”的探索

3.2.1　B嘎查的植树造林与集体牧场

面对家庭承包制所伴生的草场退化，B嘎查通过植树造林来整治“沙窝子”。在扩大社会公共性方面，嘎查通过保留集体牧场养牛来增加集体收入，牧场的养牧工招聘兼顾了扶贫原则，而集体经济的收入则用于公益事业，服务全体嘎查牧民。
B嘎查是以牧业为主的嘎查，辖属7个浩特，共有人口94户245人，总草场面积为5 733.33公顷左右，人均草场面积23.4公顷。嘎查牲畜总头数为2 935头只，其中大畜2 399头，小畜为536只，可以折算为12 531个羊单位。其中，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牧场6家，繁育良种的核心群牧户1家①。按照旗里的草畜平衡的载畜量标准0.87公顷/羊单位折算，共需要10 866.67公顷草场。因此，牧民并不能单纯依赖天然草场来满足牲畜的需求，而必须外购草料。养牧的成本上升导致了牧民的两极分化，有些牧民因贷款负债而放弃放牧，此时草场就流转到大户的手里。如嘎查的几户家庭牧场，每户草场面积达133.33公顷，养殖良种牛80多头。其中五户联合起来成立了合作社，合作方式是共同去通辽购买草料、雇大车运输到本地，价格是每斤1.28元，比当地每斤1.5元的草料价格便宜。同时卖牛采用统一销售的方式，网上集体联系从河北张北、围场来的买家，比散户牧民牛贩收走的价格高出约5%~10%。然而，这些专业合作社采用“强强联合”模式，他们既不吸纳贫困户加入，也不将利润投入嘎查公共服务，而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相较之下，嘎查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则更多地践行“公地化”原则，为群众服务。在生态修复方面，B嘎查从1987年开始草场整治。嘎查所在的国道两旁原本是沙窝子，老书记从林业局申请项目，并动员牧民参与植树种草，延续了之前人民公社时期的群众动员方式。现任书记提到：“自1987年起，B嘎查连续六七年开展义务种树活动。草苗与树种由林草局提供，牧民均义务参加。”植树造林的面积达到5 733公顷，治理了10年以后，沙窝子已经变为郁郁葱葱的草场。
在社会服务方面，嘎查通过取得集体收入来支持公共服务。在嘎查的5 733公顷草场当中，夏营盘有400多公顷，冬营盘有5 333.33公顷。1982年，嘎查开始推动草场承包，但每户只是默认自家草场的面积和边界，而没有建围栏。随着草场边界的纠纷开始增加，牧民开始逐渐建起围栏边界。1997年，每家每户基本上与邻居的草场划清边界。在此过程中，集体草场一缩再缩，在老书记的坚持下，留下133.33公顷夏营盘。此外，老书记决定利用这片草场发展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入，以便发展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当时召集嘎查下辖的7个浩特（自然村）一起开会表决，全票通过。随即，嘎查通过乡镇企业局借贷无息贷款3万元购入37头牛。
目前集体养殖50多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兼顾扶贫功能，雇佣1户贫困户夫妻从事养殖。嘎查中有残疾家庭7户7人，低保户22户48人，五保户2户2人，困难户合计31户，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发展集体经济有帮扶困难群体的重要性。该贫困户仅有300多亩草场，1997年确权到户时，妻子作为出嫁女遭遇“两头空”，没有分到草场。十年前，随着养殖成本的增加，该户开始贷款，一共贷了20万元，然而10年后仅偿还了10万元。后来夫妻俩决定把牛寄养在别人家里，自己在外打零工，丈夫从事建房修路等工程工作，工资为日结150元一天；妻子则在宾馆学校当服务员，一个月挣2 000多元。2021年，他们听说嘎查的集体牧场招养牧工，就把自家的十几头牛卖了，还清贷款，来当养牧工，收入稳定且便于照顾正在上小学的小孩。
集体牧场的收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2007年，通电工程就采取每家出200元，其余开支由集体负担的模式。2012年B嘎查进行了一次分红，人均分得8 500元。此后，集体账户结余数十万元，用于为嘎查全体牧民缴纳每人每年38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合计每年交7~8万元。

3.2.2　T嘎查的饲草料加工厂

与B嘎查相似，T嘎查也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来推动生态与社会的“公地化”实践，具体做法包括建立集体饲草料加工厂和人畜分离项目以缓和牧民生产的生态脆弱性，以及建立母亲水窖和困难户帮扶等公益服务加强社会韧性。
T嘎查位于S镇北部，总草场面积为7 133.33公顷左右，人均草场面积11.33公顷。全嘎查共有人口170多户414人，其中常住人口64户213人，外出务工110人。嘎查牲畜总头数为2 774头只，其中大畜2 356头，小畜为418只，家庭牧场1家。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时，嘎查党支部将集体账户中的8.22万元资金，以股份的形式分摊给牧民，每家每户每人都有，18岁以上是2股，18岁以下1股，总共有700多股。T嘎查的集体经济包括集体牧场和饲草料加工厂。下面主要介绍饲草料加工厂。
嘎查的孟书记初中毕业后在镇里、自治区里和河北等地闯荡，积极学习先进的机械和技术。2004年，他通过售卖自己发明的机械获得了7万余元的收入。此后，他又继续申请打草机的专利并开办机械生产厂。2011年，孟书记成功申请到国家的农牧机械补贴，牧民购买他全款5 600元的机械能获得国家补贴2 000~3 000元，使得销量大增。2007年，孟书记入党，同年被选为旗里的劳动模范。2018年，村两委成员换届，孟书记作为入赘女婿的身份被嘎查村民邀请担任村委主任兼书记。
2023年初，T嘎查申请到了扶贫办的低息贷款和“浑善达克沙地沙柳资源饲料化关键技术研究示范推广项目”，建设了900 m2的饲草料搅拌车间。车间配备了25 m3搅拌机、15 m3搅拌机各一台，由嘎查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运营。车间加工生产混合饲草料，统一从产地进口干草、水草、秸秆等饲料原材料，柳条则承接旗里的生态项目，每年9—10月将沙柳加工成饲料。其次，在技术知识上，在畜牧局和农科院的项目支持下，合作社获得了全日饲料和农科院发酵饲料配方，节约成本的同时营养价值高，牲畜上膘快、得病少，养殖效果好。书记为我们算了一笔账：
“用传统的方式喂牛，草料每天25元，嘎查共2 000头牛，每天饲料费用就有5万元；合作饲料厂生产的草料每天20元，加人工费共22元，每天饲料费用4.4万元，每头牛省3元的情况下每天能省6 000多元成本。”
合作社将生产的饲草料低价卖给周边嘎查牧民，希望帮助牧户降低生产成本。例如，去年冬天草料市场价1 600元/t，精料4 000元/t，而合作社生产的草料1 300元/t，精料3 220元/t。市面上搅拌好的饲料包含12%~16%的水分，而合作社买的原料加工饲料后再加水，水不算进饲料价格中。其中一位社员提到市场上部分饲料虽然比合作社价格低，但实际上原料并非青储，加工出来70%都是黄储，只适合育肥牛吃，基础母牛吃了不发情没法配种下犊，导致亏损。比起从草市等零售路径买料，从合作社购买饲料具有质量上的保障，便利牧民、降低饲草料成本的同时提供工作岗位，集体也能获得收入。今年合作社已获得3 000余t的全日料订单，将满足社员冬季的草料供应。
另外，嘎查也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2021年，T嘎查部分地区遭遇风灾后，牲畜棚圈、牧户房屋倒塌。因此，书记想到用集体组织申请人畜分离项目，以此免费搭建棚圈将人居区和牲畜生产区分开，旨在改善村居环境、降低冬季饲养成本。棚圈还可以用来进行肉牛的短期育肥：牛犊9月出生，喂养到第二年3月共6个月，可以达到750~800公斤，牛犊由集体负责销售。
最后，合作社由于是党组织领办的，所以不仅注重经济生态上的“公地化”实践，也关注社会效益。如为解决牧民的饮水问题，嘎查建设了“母亲水窖”，以低价1元供应25升水，提供干净卫生的饮用水。另外，对于困难户，合作社也进行帮扶，帮助他们买牛及供应饲料。合作社在生态与社会的“公地化”实践上，正逐步探索出一条牧民所拥护的道路。

3.3　“公地化”的矛盾

3.3.1　生态“整体性”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畜双包使得牲畜的游牧面积缩减，“私地的悲剧”所带来的结果是放牧超载和草场退化。同时，牛的养殖越来越趋于工业化生产，育肥基地在全国遍地开花，推动S镇的生产方式从养殖本地“笨牛”转变为供应西门塔尔育肥牛。牧民一方面因需要购置草料而面临生产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因下游育肥基地的压价而导致收入减少。集体经济是一种“整体性生产力”，能通过计划性生产，减少牧民的生产风险，确保生态多样性和完整性的发展。B嘎查通过动员牧民植树种草，改造沙化草场，生态的改善有力保障了生产的稳定性。T嘎查则通过建立饲草料加工厂帮助牧民应对生产成本的增加。总体而言，两个嘎查的做法都是应对生态脆弱性所带来的生产不稳定性，体现了集体经济组织对“恶劣”生产条件改造的能力。但目前两个集体经济的做法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没有能够推动“私地”围栏的拆除，实现真正的“整体性生产力”规划。相比之下，西藏嘎措因为集体草场没有进行私人分配，所以能够把76块草场按季节安排轮牧，还能根据牛群和羊群采食方式的不同，科学利用牧草资源。这些“地方性知识”不仅来自于传统的放牧经验，更需要依托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来进行，才能把草原生态系统当作一个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经营，保证生产与生态的互相嵌入。

3.3.2　“外圆内方”

合作社作为“外圆内方”的机构，对外要适应市场化规则、承担经营主体责任、应对市场风险；而对内要对社员负责，保证社员公平地得到利益的提升。然而，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集体经济无法对盈利作出保证，部分社员因不愿承担风险而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许多嘎查在拿到补贴款项时有开展集体项目的打算，但由于利益协调不开、责任权力错配等原因，这些尝试多数失败。S镇部分缺乏资金、技术资源的嘎查（如Y嘎查），通过投资分红的方式处理集体资产，直接将35万元集体资金投资到具有成熟模式的饲料公司，一年分红8%。然而，这种方式既没有在生态上实践“公地化”，也没有直接帮助牧民改善生产的脆弱性，牧民也因为参与度低而对集体经济漠不关心。
B嘎查也曾经在2015—2016年尝试建立T嘎查的饲料加工厂，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使得加工厂无法持续下去：第一，由于饲料的主要配方为柳条，牧民认为打碎加工的行为多此一举，牧民自己就可以去割柳条，牲畜也可以吃不打碎的柳条。合作社也考虑在饲料中加入天然牧草，但当时不好联系原料，运输成本也较高；第二，每个牧民喜欢的草料不同，因而供应统一的草料难以适配每个牧民的需求。
相比之下，T嘎查的孟书记对牧民的草料需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根据需求与农科院的专家合作，对草料的配方进行科学研究。另外，他积极和牧草原料产地（如呼伦贝尔）拓展关系，引进优质牧草。同时，他在农机方面有专业知识，能够加工出合格的饲料。虽然第一年只有五六户试用合作社的混合料，但随着口碑打响，今年基本上全嘎查的牧民都订购了合作社的饲料。
今后，如何处理好“外圆内方”的矛盾，如何在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同时又能为社员服务，是个需要不断创新的发展方向。嘎措在探索逆市场化可能性的同时，发展的是内需导向的策略。其产出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产品约有70%用于满足社员们的需求。牧业公司除了销售剩余的30%畜产品之外，也发展羊毛制品加工业（如雪地靴）的生产和销售，提高村集体的现金收益。因此，S镇的嘎查如何在市场化与逆市场化当中找到平衡，需要不断对“公地化”实践进行探索。

3.3.2　“公私分明”

集体经济不仅在生态层面支持牧民的可持续生产，更在社会层面推动公共性的扩大。公共性的扩大在小的方面指人与人之间从自私自利的零和博弈走向合作互助，在大的方面指加强逆市场化功能从而带来集体经济生产关系的推进。
S镇的去集体化也间接导致牧民集体观念的淡化和互助精神的减弱。之前，牧区实行“草场共有、牲畜共管”的模式，将放牧的运输、抗灾、暖棚、兽医等劳动进行细化分工［6］。一方面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整合资源进行生产决策，节省劳动力投入。此外，在面临严重气象灾害（如沙尘暴、雪灾、旱灾）时，集体化时期采取的大范围移动可看作是一种主动避灾的方式［34］，草畜双包实施之后，牧民的集体互助精神受到冲击。草场使用权的个体化使得地方行政单位无法做到像过去那样采取大范围跨县域的移动避灾。如E嘎查的报道人提到牧区传统的避灾措施“走敖特尔”（走场）在当下难以实施，
“1989年这边干旱得厉害，雨水很差。有牧民探亲回来得知其他地区的草场并未受灾还够吃，我们就走场赶着牛迁徙300公里去克什克腾旗放牧。以前浩特间关系好，亲戚朋友在的都认识，一起放牛没什么说的，现在就不行了。”
B嘎查之前能通过植树造林来推动生态“公地化”的实践，是由于当时的背景是人民公社解散不久，大家的集体观念还比较强，然而，现任书记认为：“以前牧民比较有奉献精神，能参加义务植树，现在都需要花钱雇人。”
在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私有化观念也对合作生产造成阻碍。孟书记很感慨：
“以前八几年绞羊毛，用的老式弹簧剪子，大家互相帮忙，实心实意地干：我一天只能绞10个，你一天能绞20个。你帮我的时候也一天绞20个。可是后来，大家开始斤斤计较，你帮我绞了10个，我也只帮你绞10个，一个也不多……以前牧区哥俩一套摩托车和拖拉机就能够用，现在各家都得买，铲车、拖拉机、搅料机、撒料机，只要是别人有的不管用不用得上贷款都得买，不能合作也不去计算成本。”
T嘎查的集体牧场雇了几个牧民进行管理，但是孟书记对他们的表现感到不满意：
“工人干活没有责任心。比如接生，晚上必须两小时看一次，因为母牛可能难产，要及时帮助母牛生产；刚出生的小牛犊不能站起来，所以要抱住小牛。但工人经常半夜打电话让负责人过去，不愿出力。还有些工人晚上睡过头，去年因此损失了3头小牛。”
但T嘎查的雇工管理和B嘎查的贫困户管理有不同的结果。T嘎查的雇工对于集体事业缺乏责任感，因此工作不上心，得过且过。相较之下，B嘎查的养牧户认为这份工作是上级对于贫困户的照顾，所以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

4 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因发挥“整体性生产力”和公共性扩大的优势，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地化”探索。为了改善养牧的生态脆弱性和加强牧区的社会公共性，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部分嘎查开始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本文探讨了两个集体经济在生态与社会方面推动“公地化”实践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生态方面，B嘎查的合作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动员牧民植树种草，把曾经的“沙窝子”改造为肥美的草场。T嘎查则致力于建立饲草料加工厂和人畜分离基地，为社员降低养殖成本和减少生态风险。在社会服务方面，B嘎查为贫困户安排工作，使之成为集体牧场的养牧工，还协助嘎查通电并为牧民缴纳合作医疗保险。T嘎查则为社员解决卫生饮水问题并实现对困难户的帮扶。这两个案例凸显了嘎查的党支部，如何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来进行“公地化”的探索。面对草畜双包后牧区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两个嘎查致力于通过生态改造来应对市场化所带来生产风险，又通过社会帮扶政策，带领牧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通过探讨集体经济组织延展公共性和扩大普惠性的动态过程，本文展示了政府在推动“公地化”的实践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20世纪60年代，“公地悲剧”的故事试图宣告公有制下资源管理的失败。人类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纷纷指出，哈丁的“公地”并非个人私欲恣意膨胀之地，社区的“地方性知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合作可以有效地管理资源。不过，这些论点虽然有力地批驳了哈丁的观点，但是其倾向于把“公地”视作一种既有的、静态的“公共财”，而忽视了“公地化”的动态过程。近年来，政治生态学界开始探讨“公地化”的概念，把“公地”的含义从狭隘的资源管理利用扩展到对反资本空间的探寻。“公地化”作为一个动词，强调了“价值斗争”的过程，即如何用“公共价值”来超越商品价值。但西方的学者更多地从社区出发，寻求一条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对政府主导的“公地化”运动鲜有关注。本文的两个案例说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再集体化”的尝试，能发挥集体经济的计划性优势，推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由初心推动的新型集体经济，能克服专业合作社“强强联合”的局限性，追求共同富裕。虽然两个嘎查在推进“整体生产力”，平衡“外圆内方”的市场关系以及克服“公私分明”的社会关系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矛盾，但其“公地化”实践值得推广和深入推进。“公地化”的中国实践突出政府在引领生态“整体性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可以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地”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胡靖. 整体性、组织化与集体经济原理[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0: 53-55.

HU J. Holism, organization, and collective economy theory[M]. Beijing: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20: 53-55.

[2]
周立, 董小瑜. “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0(2): 94-107.

ZHOU L, DONG X Y. The systematic logic concerning the problems of pastoral area, animal husbandry and herdsman: Research on pasture management 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ransi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 30(2): 94-107.

[3]
新华网. 我国草原进入加强保护修复新阶段——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树铭[J]. 资源节约与环保, 2021(4): 4-5.

Net Xinhua. A new era of grassland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 Insights from Li Shuming, NFGA's vice administrator[J]. Resources Economization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21(4): 4-5.

[4]
张瑞荣, 申向明. 牧区草地退化问题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201): 183-189.

ZHANG R H, SHENG X 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angeland degradation in pastoral region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8(201): 183-189.

[5]
新华社.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实施退化草原修复2.3亿亩[EB/OL]. (2021-08-20)[2025-04-01].

Xinhua News Agency. Grassland gestoration during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Rehabilitation of 230 million mu (15.33 million hectares) of degraded rangelands[EB/OL]. (2021-08-20)[2025-04-01].

[6]
韩念勇. 草原的逻辑(第一辑)[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348.

HAN N Y. The logic of grasslands[M]. Beijing: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1: 348.

[7]
FEENY D, BERKES F, MCCAY B, et al.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wenty-two years later[J]. Human Ecology, 1990, 18(1): 1-19.

[8]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34.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1-34.

[9]
DE ANGELIS M. Omnia Sunt Communia: On the comm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stcapitalism[M]. London: Bloomsbury, 2017: 11-15.

[10]
EULER J. Conceptualizing the commons: Moving beyond the goods-based definition by introducing the social practices of commoning as vital determinant[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8, 143: 10-16.

[11]
王婧. “公地悲剧”: 学术脉络与理论内涵[J]. 环境社会学, 2022, 1(2): 34-48, 233.

WANG J. Theoretical bases and concepts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Research, 2022, 1(2): 34-48, 233.

[12]
FABIEN L. Cold war pastures: Garrett Hardin an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013, 60 (1): 7-36.

[13]
PATEL R. The long green revolution[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3, 40 (1): 1-63.

[14]
蔡华杰, 王越. 拯救生态环境还是拯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 2021, 6: 129-137.

CAI H J, WANG Y. Saving ecology or saving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neoliberal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ality"[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21, 6: 129-137.

[15]
EXNER A. Towards the commons through the gift[M]// EXNER A, KUMNIG S, HOCHLEITHNER S, et al. Capitalism and the commons: Just commons in the era of multiple cri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18-31.

[16]
LINEBAUGH P. The magna carta manifesto: Liberties and commons for all[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44-45.

[17]
戴维·哈维. 叛逆的城市: 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74.

HARVEY D.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74.

[18]
GUSTAVO A. LÓPEZ G, VELICU I,et al. Performing counter-hegemonic common senses: Rearticulating democracy, community and forests in Puerto Rico[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17, 28(3): 88-107.

[19]
MCCARTHY J. Commons as counter-hegemonic projects[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05, 16(1): 9-24.

[20]
DE ANGELIS M.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M].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239.

[21]
TURNER T, BROWNHILL L. We want our land back: Gendered class analysis,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04, 15(4): 21-40.

[22]
费德里西. 全球经济中劳动力的再生产与未完成的女权主义革命[M]// 莫里齐奥·阿齐尼. 全球化下的工人与劳动——当代主题与理论.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 86-104.

FEDERICI S.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ur power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unfinished feminist revolution[M]// ATZENI M. Workers and labour in a globalised capitalism: Contemporary themes and theoretical issues. Beijing: China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2019:86-104.

[23]
严海蓉, 高明, 丁玲. 乡村纪事: 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4: 1-24.

YAN H R, GAO M, DING L. Rural chronicles: The institutional efficacy of China's new collective economy[M]. Beijing: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2024: 1-24.

[24]
江宇. 烟台纪事: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路[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1: 11-18.

JIANG Y. Yantai chronicles: The Party-Branch led cooperative model in rural China[M]. Beijing: People's Daily Press, 2021:11-18.

[25]
周建明.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建构与演变——中国农村道路发展70年[J]. 东方学刊, 2019(3): 33-39.

ZHOU J M.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s among state, collective farms, and farmers during socialist development process: Seventy year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Dongfang Journal, 2019(3): 33-39.

[26]
苏军, 金石柱, 崔哲浩. 中国农村土地整治: 历史进程、典型模式与改进路径[J]. 华南地理学报, 2024, 2(1): 1-12.

SU J, JIN S Z, CUI Z H.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Historical process, typical models, and improvement pathways[J]. 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4, 2(1): 1-12.

[27]
严海蓉, 陈义媛. 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J]. 开放时代, 2015(5): 49-69.

YAN H R, CHEN Y Y. Features and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capitalization in China: Driving forces, both top- down and bottom-up, of capital[J]. Open Times, 2015(5): 49-69.

[28]
陈义媛. 资本下乡——中国农业转型的双重路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55-77.

CHEN Y Y. Capital flow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e explicit and hidden paths of China's agrarian change[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0: 55-77.

[29]
阮池茵. 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凉山彝族农民的贫穷——对凉山州苦荞产业发展的考察[J]. 开放时代, 2017(2): 206-223.

RUAN C Y.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poverty of the farmers in Liangshan's Yi ethnic group[J]. Open Times, 2017(2): 206-223.

[30]
孔祥智, 魏广成. 组织重构: 乡村振兴的行动保障[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108-122.

KONG X Z, WEI G C. Organization reconstruction: The action guarante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5): 108-122.

[31]
丁玲, 严海蓉, 唐利群, 王海霞. 一种生态社会主义实践——基于西藏嘎措乡牧业集体经济的分析[J].文化纵横, 2025(3): 76-88.

DING L, YAN H R, TANG L Q, WANG H X. Ecological socialism in practice: A study of collective pastoral economy in Tibet's Ga Tsho Community[J].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2025(6): 76-88.

[32]
黄瑜. 新兴村: 鲜花盛开的朝鲜族村庄[M]// 严海蓉, 高明, 丁玲. 乡村纪事: 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4: 214-241.

HUANG Y. Xinxing village: The blossoming of a Korean-Chinese commu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M]// YAN H R, GAO M, DING L. Rural chronicles: The institutional efficacy of China's new collective economy. Beijing: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2024: 214-241.

[33]
江宇. 序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M]// 严海蓉, 高明, 丁玲. 乡村纪事: 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4: 5-13.

JIANG Y. Preface: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M]// YANH R, GAOM, DINGL. Rural chronicles: The institutional efficacy of China's new collective economy[M]. Beijing: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2024: 5-13.

[34]
陈祥军. 草原产权变动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反应与影响: 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为例[J]. 新疆大学学报,2014, 42(1): 62-67.

CHEN X J. Responses to the change of pasture property right and influences on nomadic Kazak society[J].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42(1): 62-67.

[35]
陈阿江, 王婧. 游牧的“小农化”及其环境后果[J]. 学海, 2013(1):5 5-63.

CHEN A J, WANG J. The "peasantization" of pastoralism and its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J]. Academia Bimestris, 2013(1): 55-63.

[36]
韩念勇. 草原的逻辑 续 (上)[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8: 15-24.

HAN N Y. The logic of grasslands extended[M].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18: 15-24.

[37]
正蓝旗志编纂委员会. 正蓝旗志[M].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8: 885.

Zhenglan Banner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 Zhenglan banner annals[M]. Hulunbuir: Inner Mongolia Culture Press, 2018: 885.

[38]
农业部经管司, 经管总站研究课题组.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2(3): 12-17.

Research Team of Econom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evelop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ncrease peasants' property income[J]. Studies o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heories. 2012(3): 12-17.

[39]
王宏甲. 塘约道路[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07-132.

WANG H J. The tangyue path[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107-132.

[40]
高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发展——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5): 75-85.

GAO 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Take the cooperative led by the Party Branch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1(5):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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