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涝韧性反映了社区和地区在面对洪涝灾害时的综合应对能力，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洪涝灾害风险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开展洪涝韧性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20年的广东省为例，基于PSR模型构建了洪涝韧性评估指标，利用博弈论组合主客观权重，采用TOPSIS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洪涝韧性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与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多数城市的洪涝韧性等级不高，仅有5个城市为较高以上等级，不同城市间的洪涝韧性水平存在差距，整体上珠三角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的洪涝韧性水平更高；在空间上，洪涝韧性等级呈现出以广州为中心，南部高，东、西、北面低的空间格局，且存在显著水平的空间聚集现象；影响洪涝韧性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为：医疗条件、风险应对能力和通讯能力。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洪涝韧性建设和管理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城中村是流动人口典型聚居区，然而居住在城中村如何影响社会融合的内在机制尚未明晰。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城中村的直接隔离效应，却未能充分探讨其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在地融合过程，忽视跨地域的互动视角。文章基于广州市问卷调查数据，引入社会资本视角，构建“城中村居住—社会资本—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分析居住在城中村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以及社会资本的中介与返乡频率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居住在城中村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印证了其空间隔离效应；（2）社会资本在城中村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关系网络、信任与互惠规范成为3条核心中介路径传导间接效应；（3）返乡频率通过提供替代性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居住在城中村对社会资本和社会融合的负面影响，揭示了流动人口跨地域资源调配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对城中村居住与社会融合关系的理解，还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在流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强调城中村是社会资本重构的重要空间，同时需要关注流动人口“原乡-异乡”联结的韧性，以更有效地推进“人的城镇化”。

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和配置直接关系到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对支撑其进阶成为世界一流湾区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地理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的研究和不足，遵循“资源格局分布及影响机制”的路径，采用GINI系数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均衡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其中广州和深圳尤为明显；（2）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与城市中小学在校生数量、城市人均GDP、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教育支出等因子高度相关，特别是受中小学在校生数量的影响非常大，说明高等教育受基础教育影响较大；（3）在交互因子探测中，城市中小学在校生数量，在与经济、教育、就业和社会人口结构等因子相互作用时会达到较大的非线性增强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在未来会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珠海、东莞、佛山等7所城市为外围的地理空间圈层结构，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研究有助于理解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均衡性的具体差距，也有益于对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和政策的倾斜。

探究道路违法事件背后的潜在规律，一方面可以从源头减少危险驾驶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城市交通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提升交通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对城市内的交通违法行为开展热点探测与影响因素分析，是准确认知交通违法态势与规律的重要前提。本研究以广州2015年10月的交通违法数据为例，进行不同类别的交通违法行为时空热点分析与关联规则挖掘，基于FP-Growth算法挖掘交通违法行为数据中的违法行为种类、发生时间、空间位置和车辆信息等的关联关系，发现本地大型汽车更易发生无环保标识和违规使用车道的行为，外地小型汽车则更多发生超速行为；工作日早晚高峰与发生违反禁令标志行为存在较强关联，而非工作日则与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存在较强关联。通过将POI数据及空间位置信息引入关联关系挖掘，能够较准确地识别特定路段或公共设施附近的高发违法行为，为定点交通治理提供支持。

张掖世界地质公园红山湾地貌景区的地貌分类和命名，长期以来存在争议。通过研究和对比，其在地貌营力、地貌形态、物质组成、地貌发育和演化过程等方面均与丹霞地貌有着显著差异。按照岩石地貌分类和命名原则，目前可将其称为红山湾地貌。作为红层地貌的一种亚类，其应与丹霞地貌并列。红山湾地貌的定义为：以构造掀斜为内营力，坡面片流为主要外营力，并在风化、重力等外营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平缓坡面具有彩色韵律旋回沉积特征的红层地貌。其特点是由白垩纪以红色为主且夹杂有青灰色、灰绿色的陆相泥岩、粉砂岩为物质基础，地貌内外主营力分别为构造掀斜与坡面片流，地貌形态以和缓起伏、具有彩色韵律旋回沉积特征的山地为主，并发育有泥钟乳、泥瀑布和小型土林等微地貌。按照地层产状与坡面形态的不同组合形式，红山湾地貌的景观类型可划分为水平彩带型、倾斜彩带型、垂直彩带型、彩虹型、倒彩虹型、水平彩带型、波浪型、扇贝型、裙褶型和复合型等10余种。此类地貌主要分布在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区与造山带密切相关的红层盆地中心地带，祁连山山区的酒泉、张掖及兰州盆地、新疆阿尔泰山脉南麓的准噶尔盆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等地均有分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社科）项目的立项情况不仅是各地区科研实力和科研组织能力的重要标志，也可以反映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热点方向。现有文献计量学研究多关注文献的计量分析，较少从国社科项目的视角进行分析。文章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为数据源，采集1994—2021年间“所在省区市”为广东省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文献计量、知识图谱等方法对广东省国社科立项项目所反映出的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知识图景进行描绘。结果表明：（1）广东省国社科项目在研究期间共立4 794项，在所有省区市（不含港澳台）中排名第4，立项年均增长率为15.7%。其中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共立3 211项，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共立444项，立项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立项项目学科主要以应用经济、中国文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主，主要以“碳排放”、“休闲农业”、“热带气候”、“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等关键词为研究主题，研究成果主要以专著、专著结合论文以及论文结合研究报告为主，缺乏大型调研类、电脑软件和工具书类的研究成果；（3）立项单位主要以高等院校为主，其中，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立项数较多，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近年来进步较为明显；（4）核心主持人立项项目数达57%，但数量仅占项目负责人总数的1/10，核心主持人的学科以社会学为主。综合来看，广东省国社科立项数稳中有升，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少数重点高校、优势学科和核心主持人。未来，广东省在保持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应着力拓展非优势学科，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科研单位，构建包含“老、中、青”科学合理的研究梯队，形成“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局面，进一步增强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的实力。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之下，日本学术界对中国重要经济地区之一广东省的相关研究成为广东省海外形象建构及中日文化互鉴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中涉及广东省的研究课题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学术群体、研究机构、核心内容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呈现日本学术界广东研究的焦点聚集与发展趋势。结果显示，日本学术界广东研究所涉研究群体庞大、研究机构丰富，研究热点呈现“经济—国别—地域”的历时变化特征，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华人华侨、中国宗族文化、广东产业经济等领域，聚焦地域国别、经济发展和语言文化三大核心聚类。通过对日本学术界广东研究学术成果的系统整理述评，一定程度上为今后广东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形象书写等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日本学术界广东省研究知识图谱”。

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农地流转工作逐步推进，但如何加强制度统筹，提高主体农地流转意愿，提升其在参与过程中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是当前面临的农地流转执行困境。文章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运用制度可信度理论的FAT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农地流转制度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实践是由政府、村集体、农户及经营者共同推动的，凝聚主体对制度的共识即提高制度可信度感知，是影响农地流转制度有效执行的关键。当前农地流转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制度执行困境，实践中的制度难以满足参与主体的预期，影响了主体对制度功能的感知，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农地流转。因此，农地流转工作的推进要切实关注行为主体的诉求与区域差异性，发挥乡村的内生性力量，探索盘活农地资源的有效实现。研究丰富了可信度理论在中国土地管理方面的应用，整理出一个具可信度的土地流转机制，助力农地流转相关制度的优化，为处理相关“三农问题”提供参考。

近代广东历史文献里时常使用的“广东南路”区域地理概念，大致出现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改编募勇之时，并以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设置“广东南路行政委员”一职为最终确立。民国时期，“南路”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多，其涵义有广狭两种：广义即是清代的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钦州，肇庆府的恩平、开平、新会、新兴、阳春、阳江等县，罗定州及琼崖地区；狭义专指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钦州及阳江、阳春二县。“广东南路”内涵的变动不定，既是近代广东地域政治力量不断瓦解和重组的结果，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性与战略位置不符的矛盾驱使所致。1949年后，伴随着两广省界和行政区划的调整，“广东南路”一词逐渐淡出。

珠江口沿岸是我国乃至全球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资源消耗最庞大的大型河口海岸带地区之一，面临着过度围垦、功能退化以及资源衰减等诸多问题，给区域生态平衡和高质量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传统遥感处理平台载荷有限导致中、大尺度地区影像处理的一致性较差引致地物分类结果精度不高。文章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平台解译形成2000—2020年共5期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总体精度介于86.27%~90.15%；其次，综合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动态度定量分析珠江口沿岸土地利用转变的时空特征；最后，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定量揭示珠江口沿岸景观演变过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近20年来珠江口沿岸景观格局频繁转变，其综合动态度介于2.66%~3.62%。珠江口西翼区域林地和耕地类型间发生剧烈转变，而珠江口东翼区域建设用地保持强劲增长；（2）珠江口沿岸景观演变地理探测的最优参数等级划分为9~15类，且影响因子地理探测的最佳空间尺度阈值为90 m×90 m；（3）不同阶段珠江口沿岸景观格局演变过程均受自然、人为双重因素影响，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明显高于单因子驱动力，且以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关系为主，其中GDP变化与气温变化的交互作用对2000—2005年红树林变化的贡献最大，q值为0.345。研究揭示珠江口沿岸未来资源规划利用与综合治理必须足够重视景观斑块的尺度效应，量化探测GDP与其它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处于主导地位，权衡湾区经济快速增长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崩岗是中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土壤侵蚀类型。文章通过对信宜市岗尾崩岗不同地貌部位的土壤物理性质和颗粒粒径组成的研究，探讨了崩岗不同地貌部位土壤物理性质与粒径变化规律，并揭示了崩岗侵蚀的发育机制。结果显示：（1）岗尾崩岗不同地貌部位土样中的含水率、容重、比重和孔隙度等物理性质存在明显分异，上部崩壁和崩积体土壤质地较为致密、紧实，经流水改造程度较弱；中下部沟道和冲积扇土样较为松散的土壤质地显示了流水作用参与程度较强。（2）颗粒粒径组成显示岗尾崩岗土样为含砾砂土，崩壁土样呈现了花岗岩风化壳未受侵蚀状态的原状土特征，崩坡上崩积体是重力作用和水力作用共同侵蚀的产物，而沟道和洪积扇则表现为以流水为主的沉积特征。（3）不均匀系数和曲率系数显示岗尾崩岗土体堆积时间较短，崩岗发育年龄较年轻，而崩岗地貌形态和植被覆盖状况也显示其正处于发育的阶段。

根据地质灾害调查资料，岩溶塌陷已成为制约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地质灾害之一。文章在详细阐述广州市可溶岩空间分布及岩溶发育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广州市岩溶塌陷的分布特征、形态特征和岩溶塌陷发育的控制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岩溶塌陷主要受隐伏岩溶发育程度、覆盖层岩土体结构特征、地质构造、水文地质环境及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控制；岩溶塌陷的直接触发因素主要为采矿和基础工程施工抽排地下水、过量开采岩溶地下水、钻探施工、地面振动加载、采矿坑道突水突泥、强降雨入渗及旱涝交替效应等。研究结果可为广州市岩溶塌陷防治提供翔实的地质依据。

电子信息产业是珠三角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采用区位熵分析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水平，并基于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的电子信息企业POI数据，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分析2015—2022年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进而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珠三角各城市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广州和深圳处于领先地位；（2）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布局由以广州、深圳为核心零散分布演变为向周边城市连片扩散分布；（3）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信息化人才、科技创新能力、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侨乡是透视海内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地发展实践以及检验跨文化与跨制度交互融合的复杂地域空间，然而相较于侨乡丰富的跨国内涵与国家意义，目前地理学界给予的关注和研究还较少。文章透过侨乡旅游开发，以开平赤坎古镇关族图书馆旅游征收为研究案例，在对案例地连续6个月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构建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揭示跨国主体间复杂的权力交互过程和规律。结果表明：在侨乡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呈现出科层权力垂直尺度与海内外社会网络水平尺度交织的尺度关系特征；在围绕产权进行的尺度政治过程中，跨国主体通过使用垂直、水平和表达3种尺度形式进行尺度重构，利用尺度上推和下推的方式产生出新的尺度作为斗争手段；相对弱势的主体一般会采用尺度上推的手段，打破固有的尺度边界，完成尺度的转换；相对强势的主体则会使用尺度下推的策略巩固自身的尺度边界，达到尺度固定的目的；表达尺度作为各主体的通用尺度工具，辅助达成各自在垂直尺度或水平尺度博弈的目的；国内科层行政权力作用的垂直尺度作为刚性尺度决定着结果的最终走势，海内外宗族社会网络间的水平尺度则作为柔性尺度影响着决策形成，如何撬动和获得更高垂直尺度的支持，是实现权力关系转变的关键。研究结果力图呈现侨乡社会特殊的“侨地”特征，为更好地指导侨乡旅游地开发与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并初步回应地理学界长期忽视对侨乡特殊“人—地”关系及其空间响应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