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越来越多的大都市区在谋划第二、第三机场。例如，“十五五”期间，广州、南通将新建机场，但现阶段可供参考应用的文本相对较少。为此，本期《观点与争鸣》栏目从不同视角，围绕“如何高质量规划建设多机场体系”展开研讨并提出对策。这是本期栏目的第1篇文章，主要探讨双核型航空枢纽演化模式及路径选择，并从战略层面指出新机场选择进入的合理时机。双核型航空枢纽是两场型多机场体系的重要表现形式。目前，全球双核型航空枢纽数量共计15个。文章基于北京、上海、东京、伊斯坦布尔等10个年旅客吞吐量5 000万人次以上枢纽的历史数据，归纳总结了双核型航空枢纽并行、替代2种演化模式，并探讨了其发展路径特征及形成机制，为我国大都市区航空枢纽的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文章指出新机场进入应以既有机场容量接近饱和为前提，合理控制初期建设规模，从而促进多机场体系供需均衡与资源高效配置。
编者按 本期《观点与争鸣》的第2篇文章主要围绕城市“一市多场”发展模式展开深入探讨，通过梳理国际经验，总结对我国多机场体系规划建设的启示。随着我国航空市场需求稳步增长，越来越多城市具备建设多机场体系的基础条件与现实需求。如何实现差异化与协同化发展，已成为多机场体系高质量规划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文章以伦敦、纽约、上海、北京、东京等五大Alpha+及以上级别的城市为例，总结其在功能定位、航线网络、运营协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模式。基于五大城市协同互补的多机场体系格局，文章从差异定位、协同运行、统筹管理和有序建设4个维度，为我国多机场体系规划建设提出建议。
编者按 本期《观点与争鸣》栏目的第3篇文章针对多机场体系的服务范围与旅客出行的机场选择规律进行探讨，并据此提出发展建议。文章基于市场差异化指数，对成渝机场群枢纽机场的腹地竞争格局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枢纽机场的竞争呈现以城市为单元的分组竞合态势，同一城市内“一市两场”的腹地市场竞争激烈；而跨城市的机场之间，则以服务各自城市为核心展开竞争。其中，成都与重庆两市机场之间的腹地市场交叉相对较小。人口分布和距离是影响机场群腹地市场旅客分布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一格局，建议在“一市两场”框架下进一步厘清同一城市内机场的发展定位，优化两场综合交通衔接，完善两场无忧中转服务，加强机场间“硬联通”与“软联通”，实现协同发展格局。
编者按 多机场体系构建不仅要关注“流量”，还要思考如何将“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增量。对此，本期《观点与争鸣》的第4篇文章聚焦多机场体系在空间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效应，从促进航空枢纽经济发展的视角为广州市“一市两场”的规划建设建言献策。在扩大内需和大力提振消费的目标下，航空枢纽促进消费的潜力亟待进一步挖掘。文章基于消费视角系统梳理航空枢纽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并结合世界一流机场消费功能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做强更高能级的广州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推进广州都市圈多机场体系建设以及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提供启示。广州都市圈可通过聚焦机场的流量汇聚与消费转化、临空区域的产业集聚与消费创造，以及多元业态融合与消费场景创新，释放消费潜力。
编者按 本期《观点与争鸣》栏目的压轴之作以交通地理学关注的多机场体系（Multi-Airport System，MAS）为研究对象，结合尺度政治视角，进一步反思多机场体系规划与构建的空间与治理逻辑。在民航运输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驱动下，超大城市及其都市圈的航空枢纽建设已从单场模式向多机场体系深刻演进。多机场体系并非单纯的容量扩张或枢纽分流，更是一种通过重组空域与航线网络、重构交通可达性、再分配环境与社会风险，以再生产城市尺度与区域权力的跨区域基础设施治理装置。文章以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为例，分析跨区域基础设施如何在广州、佛山和肇庆之间重组空间关系与治理结构。文章指出，多机场体系的“一市两场”布局通过机场基础设施，重塑了国家、区域与地方之间的多重尺度关系，在提升区域航空服务能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权力配置、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成本与收益分配的不对称。尤其是围绕广州新机场的选址、行政区划调整和属地治理安排，体现了多机场体系建设中“收益上移”与“风险下沉”的潜在张力。基于此，文章提出，多机场体系规划需要从单纯的运力扩张逻辑转向综合治理逻辑。未来应着力完善跨区域收益共享机制，推动噪声治理与补偿制度化，强化机场群协同治理，并提升公共参与水平。文章不仅拓展了交通地理学对多机场体系的理解，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规划与跨区域基础设施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现有研究对街道空间适老与适儿需求的整合尚不充分，也较少从空间正义视角展开审视。针对这一局限，文章构建了一个兼顾公平性与包容性的街道空间资源分配综合评价框架。文章以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翠微路和徽州大道为实证案例，融合多源数据，建立涵盖安全稳固性、便捷通达性、舒适健康性、生态自然性和社交包容性5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在方法层面，综合运用实地测量、问卷调查、街景图像语义分割与POI数据分析等评价手段，并借助组合赋权法测算各街道的适老适儿化综合指数。研究结果表明，3条街道的适老适儿化水平呈现出结构性差异。其中，淮河路步行街在安全性与社交包容性上优势明显，但生态品质与出行便捷度方面的正义赤字较为突出；翠微路受微观秩序失范与粗放管理的影响，管理与品质维度的正义赤字十分显著；徽州大道则以通行效率优先，很大程度上让渡了人性化尺度权利，由此形成了基本权利层面的正义赤字。老年人与儿童的需求呈现“安全底线共识”与“高阶需求分异”特征。空间正义不仅要求资源的公平分配，也需关注差异化诉求。基于此，针对商业活力型、生活服务型、交通通行型3类街道空间，分别提出“正义补偿”与“权利赋能”的差异化优化策略，为城市更新中推动街道空间从效率导向转向全龄包容与正义导向的重构，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小学教育设施均衡配置是保障义务教育公平、建设人民城市的重要支撑。城市增量建设时期形成的小学教育设施网络，因城市空间拓展与人口动态演变，常出现服务覆盖不足、供需双向失衡的问题。为此，文章以北京市为实证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及可解释机器学习技术，探究小学设施供给失衡的空间分异规律、核心影响机制与更新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北京市小学教育设施供给水平呈现显著的圈层化梯度分异，具体表现为核心圈层结构性错配、中间圈层整体供给不足、外围圈层短缺与局部超量两极分化；（2）人口、土地、交通、经济四大维度对小学教育设施供给存在非线性影响与阈值效应，微观土地利用方式与开发强度是调控供需匹配的关键变量。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圈层差异化调控与多维度联动治理相结合的优化策略，为各地城市更新中小学教育设施均衡配置提供参考。
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更新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中村物质空间改造与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协同发展，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文章以广东省广州市中心城区的石牌村为典型案例，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构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的三元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与主题分析，深入剖析石牌村的狮舞活动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1）在空间实践层面，石牌村以宗祠为核心载体，借助狮舞日常训练、节庆巡游2类身体实践，维系狮舞文化在物质空间维度的传承。（2）在空间表征层面，地方政府政策导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话语建构，共同塑造狮舞活动空间的权力表征体系。（3）在表征空间层面，狮舞活动深度嵌入石牌村居民日常生活，依托文化传承实践与集体情感共鸣，重构居民身份认同感与社会网络。石牌村狮舞传承经验蕴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逻辑，即从单一的“保物”转向“保空间、保人、保实践”的系统性保护。这类文化空间保育实践，可为中高密度城中村微更新提供具有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实践经验，助力“人民城市”理念落地践行。
生态系统组织力是衡量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不同土地类别尺度下景观格局的差异可能影响其评估结果。针对最优类别尺度仍有待探究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土地资源分类系统，构建了7种详略程度不同的土地分类系统，并在珠江三角洲开展市域级的生态系统组织力评估。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类别尺度概化程度的提高，生态系统各要素呈现景观异质性持续下降、整体景观连通性明显上升、重要斑块连通性整体小幅上升的趋势；生态系统组织力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特征，其中在中等尺度较低、在概括尺度回升，城镇化率高、斑块破碎度大的地区对类别尺度变化更为敏感。总体而言，中等概化程度的土地类别尺度能够兼顾景观信息表达与评估效果，其中中国土地资源分类系统一级类（S4）表现更优，可作为珠江三角洲生态系统组织力评估的推荐类别尺度。
中国工业遗产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积淀形成的特殊文化遗产，其时空演化格局具有显著的历史阶段性与空间异质性。文章为揭示中国工业遗产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影响机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重心模型与地理探测器，分析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空间演化、聚类效应和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在数量分布层面，时序分布呈现“双高峰、一低谷”的鲜明特征，其中1895—1917年伴随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出现首个峰值，1950—1980年在新中国工业化体系建设中迎来第2个高峰，而1937—1949年因战争影响出现数量低谷；类型结构表现为建筑类遗存占绝对主导，存在“重物质、轻非物质”的结构性失衡。（2）在空间演化层面，工业遗产呈现出“东升西拓”的阶段性路径，早期依托东部沿海港口与制度优势形成以上海、广州为核心的带状集群，中后期在实业救国、三线建设等国家战略引导下逐步向内陆拓展，完成从“港口—腹地”到战略纵深的空间重构。（3）在聚类效应层面，工业遗产经历由政策主导的沿海高度集聚向内陆战略性扩散的宏观演变，近代工业形成期到近代工业繁盛期沿海核密度显著跃升，现代工业复兴期表现为西南、西北地区的集群式分布。（4）在影响因子层面，经济产业与外资投入具有强驱动效应，交通网络与资源禀赋构成“自然—交通”协同作用，政策导向中的投资增长变量与文化传播投入呈现中等强度，地形条件与公路里程影响较弱。工业遗产时空演化具有历史阶段性与空间异质性，受经济、政策、交通和资源多重影响因子综合驱动。
为探索如何有效培育青少年的地方感并服务于保护教育实践，文章以广西北海市涠洲岛为案例，设计并实施了一项融合地方本位教育理论（Place-Based Education，PBE）与以教促学（Learning by Teaching，LbT）教学法的地方感教育课程。共有31名青少年参与了为期3个月的课程，课程围绕火山岛地貌、生物多样性、地方文化及布氏鲸保护等主题展开，通过讲座、艺术创作、代际交流、志愿讲解等形式，引导学生在个人、社区和自然3个层面体验地方感教育。课程结束3个月后，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收集质性资料，并采用扎根理论结合主题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参与者的地方感主要表现为“与地方有联结”和“对地方有承诺”2个层级，具体体现在对家乡生态与文化认知的拓展、对地方问题敏感性的提升、地方归属感的增强以及保护责任意识和行动意愿的形成。部分学生表现出对涠洲岛的自豪感、宣传意愿以及将地方长远发展纳入个人未来规划的倾向。研究表明，融合地方本位教育与以教促学的课程设计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地方感的发展，并可为海岛地区开展兼具保护导向与地方特色的课程实践提供经验参考。
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亟需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局限。文章以无领导小组讨论（Leaderless Group Discussion，以下简称“LGD”）为切入点，通过对比讲授法、小组讨论法与LGD在中学地理课堂中的实践效果，系统解析LGD与地理教学的耦合机制，并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观点碎片化与群体极化问题，提出了融合异质分组、角色轮换及结构化讨论模板的LGD教学模式。研究结果表明：LGD通过构建“地理决策场域”，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辩证分析能力（得分96.55分）、领导协调能力（得分97.35分）和地理核心素养（得分92.5分）；其“去中心化”特征促进了多尺度空间思维与系统认知的协同发展。然而，LGD在学生倾听沟通能力（自评89分）的培养仍需强化。LGD为地理核心素养的情境化培育提供了创新路径，其“素养—能力—情感”三维目标的达成机制，为新时代地理课堂转型提供了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